一、被動與佛結緣

從時間上來說，佛教是諸宗教中最早撞擊老舍心靈的；從交往的程度上來說，老舍與佛教的關係似乎也更為密切一些。然而，當老舍剛剛開始接觸佛教時，卻是被動的，不自覺的。換句話說，老舍是在一次極偶然的機會中，最早與佛教結緣的。

當探討老舍所受到的佛教影響時，聯想到的第一個人，毫無疑問的便是「宗月大師」了。

關於「宗月大師」的情況，目前掌握的較少。只知道他姓劉，名德緒，字壽綿，是西城粵海劉家的獨生子。粵海劉家是內務府人，因祖上曾在廣東負責過海外貿易，所以冠以「粵海」二字。劉壽綿家產萬貫，好善樂施。1925年出家當和尚，拜當時北京西四廣濟寺的住持現明和尚為師，法名「宗月」。後來，「宗月大師」本人也曾經做過北京鷲峰寺的住持。

老舍小時候之所以能夠得到就讀的機會，完全是由於「宗月大師」信佛向善的結果。就老舍當時的家庭條件來說，是根本上不起學的。他的上學，完全得力於「宗月大師」樂於助人的鼎力幫助。老舍在回憶中曾經這樣談到「宗月大師」送他入學的情況：

有一天劉大叔偶然的來了。……一進門，他看見了我。「孩子幾歲了？上學沒有？」他問我的母親。……等我母親回答完，劉大叔馬上決定：「明天早上我來，帶他上學，學錢、書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誰知道上學是怎麼一回事呢！第二天，我像一條不體面的小狗似的，隨著這位闊人去入學。學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離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廟裡。……學生都面朝西坐著，一共有三十來人。西牆上有一塊黑板——這是「改良」私塾。老師姓李，一位極死板而極有愛心的中年人。劉大叔和李老師「嚷」了一頓，而後教我拜聖人及老師。老師給了我一本《地球韻言》和一本《三字經》。我於是，就變成了學生。

因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宗月大師」的佛心高照，就不會有老舍讀書的機會，老舍也就不會有後來所具有的文化知識。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是「佛心」改變了老舍的人生。

其次，是「宗月大師」樂於助人的佛家精神品格深深地影響了老舍，形成了老舍一生中好善樂施、同情窮人的品質。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老舍在自己的一生中常常是以「宗月大師」的向善、助人做為自己學習和傚法榜樣的。他不僅在青少年時期曾經積極地參加過一些佛教的慈善活動，而且即使到了晚年也仍保持著助人為樂的品格，以至於老舍摯友蕭伯青在聽了「宗月大師」的事蹟後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就說：「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師」。如果說對老舍青少年時期影響最大的人首先是他的母親的話，那麼第二個人就是「宗月大師」了。同樣，如果說母親給予老舍的是「生命的教育」的話，那麼「宗月大師」就是老舍青少年時期重要的精神導師，走向人生的引路人。特別是「宗月大師」的苦行、向善、助人等佛家精神品格，曾經對老舍的一生髮生過更直接、更現實、更深刻的影響。

正如老舍在悼念「宗月大師」的文章中所談到的：

沒有他，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入學讀書。沒有他，我也許永遠想不起幫助別人有什麼樂趣與意義。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確相信他的居心與言行是與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受過他的好處，現在我的確願意他真的成了佛，並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領我向善，正像三十五年前，他拉著我入私塾那樣！

二、主動接觸佛教

談到老舍與佛教的情緣，就不得不談到另一位對老舍有過重要影響和幫助的人，那就是許地山。許地山除了在促使老舍創作興趣的急遽增長上發生過重要作用之外，對老舍宗教信仰的選擇也同樣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

1924年夏，老舍到達英國倫敦之後，與許地山交往較多，開始一個時期，兩人就居住在一起。受許地山的影響，老舍又一次產生了「想知道一點佛學的學理」和「研究一點佛學」的願望。據老舍後來回憶：

前十多年的時候，我就很想知道一點佛教的學理。那時候我在英國，最容易見到的中國朋友是許地山……所以我請他替我開張佛學入門必讀的經書的簡單目錄——華、英文都可以。結果他給我介紹了八十多部的佛書。據說這是最簡要不過，再也不能減少的了。這張目錄單子到現在我還保存著，可是，我始終沒有照這計劃去做過。如果說，老舍幼年時期接觸佛教是處於被動的話，那麼，這次接觸佛教卻是主動的了——許地山是在老舍的再三請求下才為其開出佛學必讀書目的。盡管我們今天無法確切地知道老舍究竟讀過多少部佛學著作，但它至少可以說明：老舍的確是讀過佛經了，以至於使他後來禁不住感嘆地說：「佛經太深，佛經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門興嘆之感！」「倘若給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經，也許會懂得一點佛理，但這機會始終就沒有。」另外，從「這張目錄單子到現在我還保存著」的舉動中也至少說明，老舍始終未有放棄對佛學的追求。

老舍在評價許地山的宗教信仰時曾經這樣說：「我不相信他有什麼宗教的信仰，雖然他對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說宗教對他完全沒有影響。……他似乎受佛教的影響較基督教的為多，雖然他是在神學系畢業，而且也常去做禮拜。他像個禪宗的居士，而絕不能成為一個清教徒。」老舍用來評價許地山宗教信仰的這段話，實際上也是他本人最好的自白，正如舒乙所說：「拿來放在老舍本人身上，倒是也同樣的恰如其分。說許地山，實際上，是說他自己。」事實也正是這樣，老舍雖然在組織上加入了基督教，但對佛教卻始終懷著那麼一種特殊的感情。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宗月大師」已經開始進入到老舍的作品之中。老舍在本時期所創作的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裡，首次描寫了一位佛教人士董善人的形象。董善人把自己的財產「完全施捨出去」，帶著五六個大姑娘（包括他的兩個女兒）靜心修行。「不單是由魔道中把她們提拔出來，還要由人道把她們渡到神道裡去。」當他聽了李靜的哭訴後，「一面落淚一面念佛」，再三解釋說，「救人靈魂比身體還要緊」，並力勸李靜也來參加修行。從所描寫的情況來看，這位董善人無疑是以「宗月大師」為原型的。從這個人物形象身上，我們既可以隱隱約約地看到「宗月大師」的影子，也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出老舍對佛教的那種崇拜之情。

三、重新審視佛法

抗戰時期，老舍對中國的文化和宗教價值都做了重新審視。正如他在《大地龍蛇》序中所說：「在抗戰中，我們認識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見了我們的缺欠——抗戰給文化照了‘愛克斯光’。」相比之下，老舍在抗戰時期對佛教更為偏愛。縱觀他在本時期的文藝主張和作品創作中，始終都貫串著中華民族通過「涅槃」而獲得新生的佛教文化思想。

1939年7月底，老舍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代表的身份，隨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勞團到河南洛陽勞軍。其間，曾游白馬寺，並作舊體詩一首。詩云：「中州原善土，白馬馱經來。野鶴聞初磬，明霞照古台。疏鐘群冢寂，一夢萬蓮開。劫亂今猶昔，焚香悟佛哀。」在抗日烽火燃遍中華大地之時，老舍看到了佛教聖地白馬寺，使老舍高興萬分。他在《劍北篇》中寫道：「白馬寺還在人間，白馬寺萬歲！」老舍對佛教的讚頌之情，由此可見一斑。10月前後，老舍隨慰勞團至青海、甘肅一帶勞軍，其間也參拜了一些佛教寺院。」深深紮根於老舍潛意識之中的佛教文化思想，這時似乎又一次得到了復甦的機會。

1940年9月4日，老舍應重慶縉雲寺佛教友人之約前去參觀漢藏教理院，並作了一次講演。其中說：「研究中國文學的就得念屈原的《離騷》，研究英國文學的就得念莎士比亞的作品，研究意大利文學的也是一樣，就得念但丁的著作。」然而，但丁的《神曲》「卻離開了《聖經》，大談特談地獄的景況，描寫其地獄的慘狀，這也許他是受了東方文化——佛教的影響」，「這種思想，頗與佛教的平等思想相脗合」。「佛陀告訴我們，人不只是這個‘肉體’的東西，除了‘肉體’還有‘靈魂’的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這種說‘靈魂’的存在，最易激發人們的良知，尤其在中國這個建國的時期，使人不貪污，不發混賬財，不做破壞統一的工作，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業報的真理來洗滌人們貪污的不良心理。」他希望「富於犧牲精神」的佛教和尚們，「發心去做靈魂的文學底工作，救救這沒有了‘靈魂’的中國人心」。應該說，老舍所作的這篇有關佛教文化的著名講演，對我們今天來探討老舍的佛學修養具有重大的意義。

1941年夏，老舍應邀到雲南昆明西南聯大講學。其間，他遇到了「精通佛學」的湯用彤老先生，於是「偷偷地讀他的《晉魏六朝佛教史》，獲益匪淺。」不久，老舍在《大地龍蛇》的創作中，寫了一位虔誠的佛教徒——趙老太太。劇本說她「佞佛好善，最恨空襲。兒女均已成人，而男未婚，女未嫁，自怨福薄，念佛愈切」。她的兒子勸她說：「現在已是霧季了，不會再有空襲，何必還這麼念佛呢？」她卻一本正經地回答：「佛是要天天念的！禍到臨頭再念佛，佛爺才不管你的閑事！這三年多了，咱們的房子沒教日本鬼子給炸平了，還不都是菩薩的保佑？」另一位西藏高僧羅桑旺讚也說：「佛的光明，佛的智慧，祝福我們勝利的軍隊！」

此後，老舍對佛教文化做了更多的思考，我們從長篇小說《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思考的軌跡來。《火葬》這部作品取名的本身，就包含著中華民族在「涅槃」中求得新生之意。在《四世同堂》中，老舍為我們寫出了一系列佛教徒及其受佛理感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佛教徒當屬明月和尚。是他，在淪陷的北平堅持著抗日活動，並影響和團結了一大批抗日積極分子——其中也包括錢默吟。請聽一聽錢默吟的自白吧：「雖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響。他教我更看遠了一步——由復國報仇看到整個地消滅戰爭。這就是說，我們的抗戰不僅是報仇，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是打擊窮兵黷武，好建設將來的和平。」「他是從佛說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從抗戰報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類的最終的目的是相安無事的，快快活活的活著，我想，我也會得到永生！」由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經過抗戰中血與火的洗禮，老舍對佛教也已經產生了許多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