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山棒，臨濟喝」，開創了禪宗宗師的「棒喝」教學法。臨濟義玄禪師是臨濟宗的祖師，他早年在黃檗禪師門下習禪，因此承襲了黃檗禪師嚴峻的禪風。印光大師雖是淨土宗祖師，但教界公認他通宗通教，「教理極深」（虛雲和尚語），「博通教義，兼達宗門，誠為一大通家」（太虛大師語），同時「品格高潔嚴厲」（弘一大師語）。

印光大師也常用呵斥的教學方式，使學人在聞喝的當下消除情見，提高覺悟，或斷疑生信，或樹立正知正見。所以，大醒法師讚歎說：「這真是古大德的風範。末世的佛門中又哪裡有這等大匠。」《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中說：「師之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諸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應折伏者，禪宿儒魁，或遭呵斥，即達官顯宦，絕無假借。」下舉敬舉幾例，以見大師棒喝教學法的風範。

清末翰林，江西彭澤許止淨居士，1922年前往普陀山，禮覲大師，以所譔的《禮觀音疏》進呈。（《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前，載疏全文。）內有「食廷璋之芋，剋日西行」句，老人便意其尚未斷葷。乃問，汝吃素否。答曰，吃花素。老人作色呵斥曰：「倒架子，如此大通家，尚不以身作則吃長素，何能感化他人。」厲聲大吼，許居士欣然樂受。不但毫不介意，實在心悅誠服。次日上書請老人繼續編輯《淨土聖賢錄》，自願助成。於見面受呵之慈訓，表示萬分感激，嘆為名不虛傳。老人見其知見純正，文筆超妙，尤且虛懷若谷，殊為末世罕有，遂請編《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

竇存我居士回憶說：「大師自奉極簡。每飯只粗菜一碗。吃完以饅頭將菜碗擦淨食之。或以開水蕩洗飲之。在報國寺時。有一次因菜中用醬油稍好。將明道大師大加呵斥。責其虛消信施。言我等道力微薄。不足利人。即施主一粒米。亦無法消受。哪可更吃好菜。我們看見大師自律之嚴。自奉之儉。和虛己的慈懷。想著自己在家驕奢我慢的習氣。真是慚恨無地。我們侍坐於大師前。是一滴水也不許糟蹋的。我曾經將喝剩的半杯水。倒於痰盂中。大受喝斥。卻是奇怪。我從那次被喝斥後。才似見到佛菩薩超情離見之境界。才領解了佛法的真意。才覺得平日昏肆的罪惡。

那一次的呵斥。是與我以大利益。終身不忘的。哎。大師的精嚴。佛法的高深。是到了如何程度啊。」（竇存我《聞印光大師生西僭述鄙懷》）

大師歸依弟子王慧常（王柏齡將軍）1936年冬大吐血一次。他回憶說：「時人命何只在呼吸間。然省察自心。一不慌張。二不恐懼。但覺佛尚未念好為憾。愈後。與一緇友。朝江浙諸山。至蘇謁師。稟告病危時心理。師聞之。大喝曰。「汝若如此想。西方去不得矣。什麼叫念好。十念當往生。」聆言之下。生大感泣。師破去我自障矣。由是常生自信。我決定往西方。我決不再分段生死。我已是西方人。爾後凡作事動念。均以西方人況比。彼土聖眾。有是行乎。有是念乎。不合者懺去。決不稍事容留。」（王慧常《追念我的師父印光大師》）

1922年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會稽道道尹黃涵之，匯印光大師道行，呈請大總統徐題賜「悟徹圓明」匾額一方，齎送普陀，香花供養。德森法師自1926年起，在普陀隨侍大師座下。歷時已久，不知有政府贈匾額事，也未聽大師提到過。後來閱馬契西撰《印光大師傳》，才知道這件事。他問大師匾在哪裡？大師厲聲說：「悟尚未能，遑論圓明。瞎造謠言，增我慚愧。匾懸大殿，殊屬無謂。此空中樓閣，子何問為？」原來殿高匾小，德森法師經行其下，亦未瞻及也。

上述例子表明，大師具宗匠手眼，能準確察知弟子的根器和毛病而施以教誨。弟子再能虛心受教，師弟之間就機教相合，弟子深受其益。大師針對學人的毛病，痛下針錐。能接受，就進步。反之，若誤會，就會當面錯過善知識的教誨。如大師有一位弟子溫光熹在當時亂世之中想進入軍政界得一官職，以便給祖先修祠堂，遭到大師呵斥。溫居士未能領會，不得已，大師又給他開示：「光呵斥汝，乃是因汝不明而教導之，其言不切，則不能動汝之心。」

遇到善知識呵斥，我們應該記住大醒法師的話：「我幾次受到他老的棒喝。非常慶幸。假使在別一個青年學僧。也許要誤解受了印光大師的辱罵。可是親近大善知識（此係真實的大善知識。非徒有浮名者可比）。應生難遭遇之想。」（大醒《拜識印光大師的因緣及其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