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弟子文庫

《法音》雜誌專訪界詮法師

2021/03/30  大字體  護眼色

(原載於《法音》雜誌2002年第11期)

《法音》雜誌專訪界詮法師

界詮法師,1959年出生於福建省福鼎市一個鄉村的佛教家庭。1978年高中畢業後,於福鼎太姥山平興寺從世行法師披剃出家。1981年在北京廣濟寺受具足戒。1984年畢業於中國佛學院。1984年至1991年,被聘為福建佛學院教務長兼莆田廣化寺監院,親近圓拙老法師學律。1991年返回平興寺,創辦普隱學堂。1994年任福建省佛教協會會長,同年當選為省政協委員。現駐錫平興寺,帶領僧青年學律。界詮法師多年來默默無聞地堅持弘揚律學,宣講「南山三大部」,培育僧才,推動規範傳戒,並曾多次應邀赴新加坡、台灣等地講經弘法。

問:請法師談談您的出家因緣與感受。

答:我生長在一個鄉村貧苦家庭,童年時代很苦,從小放羊、放牛,到13歲才開始上學(直接上三年級)。我母親信佛,受母親的影響,早早就對人生的痛苦有所感悟,很小就萌發出家的念頭。從14歲開始,每逢寒假期間都會到寺廟裡住一小段時間,體驗出家生活。到高中畢業後,自然就選擇了出家的道路。當時雖然出了家,但是對佛法的教理並不了解,只是喜歡寺院的環境和生活方式。

我出家的寺院平興寺,坐落於「佛國海天」——福建省福鼎市太姥山東南方500米之坪崗山麓。山上怪石嶙峋,群山環抱;寺院前面松竹並茂,十分美麗、安靜。1966年「文革」伊始,由福鼎縣委統戰部組織全縣僧眾由青藏法師為首創辦佛教徒茶場。十餘名僧人於此結茅而住,墾荒種植,早晚課誦,從未間斷。1977年,禮請世行法師移錫於此,住持、改建本山道場。因平地而起,興作伽藍,故名「平興寺」。

我去出家的時候,寺院剛好在修建。所以我們幾個青年人不但要從事農業生產,也要參加修建,生活十分艱苦。但是,那時我們道心都很好,大家在一起也非常單純,生活雖苦卻很平靜。

後來考上中國佛學院,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變化,出家生活也隨之發生很大變化。到北京後,對佛教界現狀有了一定的了解,覺得教團不振、行持不力,所以在同學的幫助下發心學律。

《法音》雜誌專訪界詮法師

界詮法師在中國佛學院求學時期

問:「教團不振,行持不力」是推動您發心學律的主要原因嗎?

答:在中國佛學院學習時,有關戒律的課程很少。但是各位授課法師、老師在講課時,都一再強調戒學的重要性。戒是三學的總綱,無戒不生定,無定不發慧。三藏中,律藏為其中之一。知道了戒律的重要性,心想作為出家人,卻不知佛陀所製定的律法以及僧團制度,總是覺得非常遺憾。當時,只是抱著這麼一種心態去學律的。至於教團不振、行持不力,是在學律過程中才體會到。佛陀時代的比丘僧團完全依律行持,僧團中的行事以羯磨法來完成,採取民主管理辦法。一旦僧人違犯了律制,必須以羯磨行事來解決。這樣自然會體現一種和合共住的情形。

《法音》雜誌專訪界詮法師

中國佛學院畢業後界詮法師留校工作

《法音》雜誌專訪界詮法師

留校工作時期與傳印長老留影

中國佛學院畢業後,我留在佛學院教務處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聽說有幾位在莆田廣化寺的同學,在圓拙老法師的指導下學習戒律。我得知這個消息,便到了廣化寺,開始親近圓拙老法師。圓老特別慈悲,讓我們幾位年輕比丘住在藏經樓裡,不需做任何雜務,集中精力學習戒律。那段日子也是特別平靜,每天除了吃飯、上殿、掃地,都是呆在藏經樓裡看書。當時寺院裡有些人對此有些不滿,但是圓拙老法師總是力排眾議,鼓勵我們認真學習,說只要有五位比丘學戒、持戒,便有正法住世。後來,因為智敏老法師辭去福建佛學院教務長職務,圓老便請我擔任,於是便開始教學的工作。

《法音》雜誌專訪界詮法師

界詮法師在莆田廣化寺時期

《法音》雜誌專訪界詮法師

法師在福建佛學院小南山與學生留影

在福建佛學院期間,我對佛學院教育產生了一些看法,這種教育模式只能培養學僧的知見、知識,但是對道心、戒律行持等最根本的東西卻很難產生作用。於是,便想回到山上靜修。1991年,我就返回平興寺了。因為當時平興寺的建築只有我們當年所建的五間石頭房,所以才想重新建一座大殿以及幾座僧寮,從來沒有想到會住這麼多人。

後來,因為剛出家的沙彌逐漸增多,便想集中起來學點東西,所以在1992年創辦「普隱學堂」。當時有20多位沙彌,但是自己總是覺得這種教育仍然是佛學院模式,有點灰心。後來幾年,逐漸有些青年比丘來山共住,於是我便想專門從戒律下手,無論是在教學上,還是在日常行持中,都強調依戒律而行。

山上十分安靜,沒有任何外界的干擾,所以一般人很難住下來。剛開始只有七八位比丘,後來慢慢多一點,但是流動性很大。一方面山上的生活條件比較艱苦,學戒、持戒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許多比丘都是慕名而來,但總是因為難以堅持而下山。所以,我對戒律的弘揚雖然有些願力,但基本上仍然抱著一種隨緣的態度。在佛菩薩的加被下,逐漸有些比丘固定住了下來,其中一些已在山上住了將近十年了,無論是對戒律的了解上,還是在戒律的行持上,都應該頗有成就吧!而且隨著寺院制度的完善,這個道場自然也就產生攝眾的作用。

《法音》雜誌專訪界詮法師

界詮法師(左三)淨慧長老(右三)於西安祖塔前留影

問:您在戒律方面的行持與弘揚在今天特別難能可貴,請您談談這方面的做法與感受。

答:當今時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持戒與弘揚戒律確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從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佛陀時代,到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化時代,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戒律是在古印度佛陀時代製定的,現在要如何持守與面對,這個問題不得不慎重對待。

有人認為律藏已經過時了,有人認為戒律要重新更改。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已經有二千多年了,佛教受到中國文化和風俗習慣的影響,已經成為中國佛教了。雖然如此,戒律依然是住持佛法的根本。戒經中說:「毗尼藏者,佛法壽命;毗尼藏住,佛法方住。」佛是三界導師,不能說二千多年前所製定的戒律,現在就沒有行持的意義了。

不過比丘戒的產生,是根據當時比丘和僧團的需要,比丘在修行生活中發生了一些不軌行為,有礙比丘和僧團的清淨,受到社會的譏嫌,影響到僧團的和合共住,以及成為修定的障礙等,尤其是為了避免社會的譏嫌和譭謗,故此才製定種種戒相。通過遵守戒相以及僧團的制度,使得僧相莊嚴,內心清淨,信施尊重,長養生根,使僧伽命脈延續,廣攝有情,同登彼岸,這是製定戒律的根本意義所在。

中國佛教向來以「農禪並重」為優良傳統,這就可以根據《五分律》的「隨方毗尼」來加以說明了。至於根本重戒、避譏嫌、妨貪慾等戒相,怎會過時、怎能更改呢?諸如作持中的半月誦戒、夏安居、自恣、悔罪、受戒等行儀依然要行,也根本可行。只要有人出家,身份的完成和確認,必須通過戒律來完成,戒律是不可缺少的。七眾的身份不同,是取決於報體的戒法的差別。如果沒有戒律,如何分別在家、出家、沙彌、比丘呢?

多年來,因為學律也曾受到各種非議,但認同的還是多數。全國各地僧青年紛至沓來,發心學戒。不過堅持下來很難,一方面能夠深入律藏難,另一方面持戒難。幾年來,學律者的共同認識,是感覺到持戒需要有一定的氛圍,只有在共住、共見和有人護持的情況下才有辦法做到。

問:平興寺為什麼能夠攝受那麼多人?

答:平興寺是一座非常安靜的道場,平時沒有遊人、香客,不做經懺,為集中學習提供了一種良好的條件。

(1)學習方面:平興寺既不是佛學院,也不是培訓班,只有不怕寂寞、有自學能力者才能住下來。我不定時給他們講課,並沒有長期授課。沒有星期天,也沒有寒暑假。但是,依修學次第所需,製定嚴謹的教學方案,分初級、中級、研究三個階段,從《四分戒本》、《毗尼事義集要》、《四分律藏》一直到「南山三大部」,讓學律者能夠精進研習。同時,也講一些其他經論,如《中觀論》、《八識規矩頌》、《唯識三十論》、《攝大乘論》、《大乘起信論》、《金剛經》、《賢首五教儀》、《天台概論》等。

(2)行持方面:戒律不僅是學習、了解,更需要實踐,去止持、作持。除了朝暮課誦、二時過堂以外,諸如朔望布薩、結夏安居、自恣受歲、懺悔出罪等行事,力求如法如律。尤其在夏安居期間,我們每天講課,還對前來安居的僧人進行律學的普及教育。

1999年4月,依四分南山律典,禮請中國佛學院傳印法師為得戒和尚,寧德支提山華嚴寺妙果法師為羯磨阿闍黎,我為教授阿闍黎,舉行傳授三壇大戒法會。2002年春,經中國佛教協會批准,由福建省佛教協會主辦,在平興寺再次傳授三壇大戒,新戒200人,依然禮請傳印法師為得戒和尚,福建莆田廣化寺方丈學誠法師為羯磨阿闍黎,我仍為教授阿闍黎。

平興寺在傳戒運作上,概依南山律宗旨授受,儀軌方面多依讀體大師的《三壇傳戒正范》。三壇中每壇分授前懺悔和正授儀則。正授戒前,必須是請戒開導和露罪懺悔。除此必作的儀軌和教誡行儀外,其餘時間側重講說受戒意義、戒相以及受後行持等義理。綜合南山道宣律師和寶華山見月讀體律師的授戒儀則,希望對新世紀中國佛教在授戒方法上能夠有所作為。

(3)管理方面:平興寺恪遵百丈家風,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結合律制與清規,製定本寺規約制度,主要有《共住規約》、《藏經樓規約》、《大寮規約》、《客堂規約》、《學戒堂規約》、《念佛堂規約》、《庫房規約》。同時,日常行事分為營事組,即客堂的接待、財務、基建、大寮等;教務組,即負責大眾學習、教材、考核等;羯磨組,即負責懺罪以及眾羯磨法;念佛組,除早晚課誦外,白天四支香念佛;生產勞動組,種菜、生產糧食、砍柴等。各組分工合作,有條不紊。

(4)弘法佈教方面:每年不定期傳授在家三皈、五戒、八戒、菩薩戒,並開講各種經論,闡明教理教義。在每年的農曆正月初、七月末及十一月中旬,分別舉行禮懺、地藏七、念佛七等精進修行法會,影響甚大。同時,成立三行基金會,推動印送經書、放生、僧伽醫療等事業的發展,並且利用現代科技製作光盤、錄音等,流通於世。

問:您認為當前大陸佛教存在哪些主要問題,應如何加以改進?

答:大陸佛教自從「文革」後,進入迅速恢復時期,而且有一種繁榮的跡象。但是,由於中間隔了二十年,所以佛教界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現在60至80歲的老法師已經非常稀少了。因此,佛教徒的素質問題,尤其是出家僧眾的素質問題成為佛教發展的嚴重障礙。因為在以前僧團能夠吸收社會精英進入佛門,他們本身所受的良好教育和文化修養為進一步修學、弘揚佛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但是,現在出家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本身的素質也比較差,因此進入僧團後,雖然接受叢林教育、佛學院教育,但是總體水平已今非昔比。

另外,從僧團本身來說,漢傳佛教寺院一向以清規作為行事準則,而且清規已經代替了戒律的作法。但是,現代佛教僧團因為社會的急劇變革,佛教界的斷層,變成既無戒律,也無清規,真正成為「無規矩」的狀態。同時,因為寺院不斷興建、修復,需要大量的出家人,所以濫收徒、濫傳戒的現象非常嚴重。

從整個中國佛教的建設來說,只有首先把住傳戒這一關,才能杜絕一些劣質根性的人進入僧團。在傳戒期間,嚴格考核,不合格者淘汰,這樣才能真正地純淨僧團。同時,對於僧人進行良好的僧教育,不但是在佛學知識上給予整體的培養,同時在戒律的學習、行持方面,創造良好的氛圍,培養真正品學兼優的僧材。

寺院的制度建設,首先在於整頓寺院的管理層。一個寺院如果管理層已經腐蝕了,則難以整頓僧團的道風、學風等。所以,現代中國佛教界急需一批素質高、道心堅固、道風嚴謹的僧團領導者。只有這樣,僧團制度建設和道風建設才能有真正的成就。

同時,適應現代社會的變化,以及寺院的特殊背景與環境,製定切實可行的制度則是不可缺少的。現在很多叢林制度皆是以前的清規,往往缺乏可行性與可操作性,當然不利於僧團管理與修學。最後,應根據制度來管理僧團,確立制度權威,而不是「人權威」或「權力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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