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弟子文庫

真正的自由-聖嚴法師與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的對話

聖嚴法師,單國璽  2011/02/22  簡體字  大字體  護眼色

日期: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地點:法鼓山台北安和分院

提問人:《聯合報》記者王瑞伶、梁玉芳

與談人:聖嚴法師(法鼓山文教禪修體系創辦人);單國璽(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樞機主教)

大師的一生

問:非常高興能邀請兩位大師對談,今天的訪談將分成三部分:一是‘大師的一生’,二是‘疾病與信仰’,三是‘真正的自由’。

兩位一向深受國人尊崇,因此想請教,未來如果有人提起‘聖嚴法師’、‘單國璽樞機主教’,兩位希望他們如何記得您們?

聖嚴法師(以下稱師):希望別人怎麼記得我?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事實上,我們對於歷史人物,所能夠留下的記憶非常有限,況且我能不能成為一個歷史人物,都還是個問題。

雖然有人抬舉我,說我是歷史性人物,未來一定能在歷史上留名。但是,即使在歷史上留下紀錄,也不一定能為後人所記憶,而且將來的人怎麼看我、怎麼記得我,可能有多種分歧的觀點。即使是現在,大眾對我的看法,一百個人也可能有一百種看法。

再說,未來也要蓋棺才能論定,現在講這些都是多餘。人死之後,還去在乎後人是不是記得自己,根本毫無意義,也不重要。

單國璽樞機主教(以下稱單):我認為自己不是什麼重要的人物,也不希望將來的人紀念我、記著我。不過,我希望人們能夠記住我是如何用我的生命來為我的信仰作見證,也就是證明宇宙之間有一個偉大的、超越的天主,還有它無私的大愛。

因為大愛,它創造了宇宙萬物;因為大愛,它降生成人,住在我們中間,願意與我們人類接近;因著大愛,它願意把它永恆的生命傳給我們。

我希望人們能夠記住這些,記住我用生命為代價所見證、宣揚的基督大愛的福音。人們若能記得這個信仰、這個福音,就足夠了。至於後人記不記得我,無所謂,我非常渺小,沒有什麼可讓人記得的事情。

問:兩位在宗教界德高望重,不論有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經常向兩位尋求生命的解答,特別是在生活上或者精神、信仰上有疑難的時候。請問兩位,您們真的每一次都有答案嗎?有沒有答不出來的時候呢?

師:答不出來的問題應該很多,因為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凡夫,並不是全知全能。而且有些宇宙之間的奧妙和不可思議之事,是無法解答的,何況我對宇宙的體驗、對人生的經驗,都不是非常豐富,所以不大可能解答所有的問題。

在佛教,就連創始者釋迦牟尼佛也不解答所有的問題,譬如‘人最初是怎麼來的?’、‘宇宙最初是怎麼形成的?’等等。釋迦牟尼佛所關心的、會去解答的是,人在這個世界上,如何處理遭遇到的生老病死等種種苦難?要如何從生老病死中得到解脫?至於宇宙初始、人類出現的問題,佛稱之為‘戲論’。因為這些問題不去解答可能還好,一經解答,可能永遠也追究不完。既然稱為‘不可思議’,就是不可思、不可議,也就無法解答。不可解答的問題實在太多了。

問:在您印象所及,是否曾經很坦白地對自己說‘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

師:我遇到無法回應、沒有答案的問題,我會反問提問的人:‘你對這個問題有何看法?’因為通常提問的人心中已有看法,只是希望從我這裡得到認同,希望我的看法和他的見解相同,也就是附議他的看法。

但也有的提問者,本身是沒有答案的,他存著疑惑來問我,這時我會反問他:‘如果由你來回答,你怎麼看?’這樣給他一個激勵、一個挑戰,結果當事人原本模糊的思緒漸漸得到澄清,自己有了答案。

至於某些根本無解的問題,譬如每次選舉時,都有人喜歡問我:‘師父,你覺得誰會當選?’我怎麼會知道呢?就是參選人自己也不知道。除非這是一場沒有競爭的選舉,否則一定要等到選後,答案才能揭曉。像這種問題是沒辦法事先給答案的,只能說給一個預測,一個不可靠的假設而已。

單:首先,我承認我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全知的。現代社會的各種知識領域都畫分得很清楚,也很仔細,譬如有自然科學、醫學等領域,我不是樣樣精通,也不是每種都研究過,因此有的問題我不會回答。

對於宗教信仰,我雖然稍有把握,但是因為沒有深入研究過所有的宗教信仰,所以很多問題也沒辦法回答。至於我自己的宗教信仰,因為是終身的研究,八十多年來也按照這個信仰來生活,所以一般的問題還可以回答,但是有時提問者把宗教信仰當成是一種科學實證,要我拿出具體的證據來,這我就沒辦法了。譬如靈魂的存在、天主的存在、天堂地獄的存在等,這些與我們世俗世界完全是不同的層面,一個是精神的,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神聖的、超越的,一個是局限的。以我們人類有限的智慧來探討這些問題,並且還要求用實驗的科技證明,當然沒辦法產生交集。

譬如天主的存在,天主是神,它沒有物質的身體,所以我們沒辦法丈量它,也沒辦法摸著它、感覺到它,但是我們人類有智慧,可以推理。

比方很多科學家說,宇宙的初始是因為大爆炸後忽然形成的,可是偌大的宇宙,有那麼多的星系,彼此互相吸引、運作,秩序井然,有可能是自己產生的嗎?簡單如手錶,只有幾個齒輪轉動,就把一天分成二十四小時,假使我們說它是自己忽然有了,大概誰也不相信,何況是宇宙呢?其實以現代人類的科技,也可以製造出大爆炸來,但是否也能形成像宇宙間無數的星系,彼此之間如此秩序井然?這是一個問題。又如原子,小到我們用肉眼看不見,但是它的陰電子、陽電子互相運轉,也自成一個小宇宙。

我們存在的這個宇宙,大有大的奇妙,小有小的奇妙,而我們不相信一隻可看到、可觸摸的機械表是自己產生的,卻願意相信這偌大的宇宙、如此奧妙的秩序是忽然有的?因此,我們相信,有一個超越的神,是它創造了宇宙。

對於信仰,我們只能夠用推理、用人的智慧來證明,沒辦法以科學的數據、測量,或者摸到、看到的方式來證明。假使要我用現在科學的實證角度,去證明神的存在、靈魂的存在,因為這完全是兩個世界,因此我沒辦法用現在的物質科學知識來證明精神及宗教領域的事,這也就是有時我答不出來的原因。

問: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埋怨活在一個‘什麼都可以相信,卻什麼都不能相信’的年代,大家看起來好像胸有成竹,但是內心卻非常空虛。請教兩位大師,要如何真實地活在當下?

師:在時間上,是有過去,也有未來,但是過去已經過去了,未來還沒有來,這不是很空虛嗎?但是如果只講現在,而否定過去或未來,這也是錯的。

以個人來講,從父母生我們的那一刻開始到今天,就是我們的‘過去’;對宇宙而言,它的開始,就像剛才樞機主教所說,科學家提出是因為宇宙大爆炸而形成的,但是大爆炸以前是什麼,我們無從得知,只能依據科學家的論點來理解,然而這些都有過去的。

過去的事,現在已經捉摸不到。以我親身的經歷來講,譬如我的出生地,現在是在長江底,淹沒在水中,看不到了。我七十來歲時,曾回大陸去看我童年成長的地方,那裡的建築、河道、樹木、地形、地貌都變了,人也不認識了,如果有照片的話,過去只能在照片裡看到,或是只能存在記憶中了。

而未來還沒有來,只能夠想像,但是想像並不等於現實。譬如我們到訪一個陌生的地方之前,可能已經開始在腦海里想像那個地方的人、物和建築,等實際到達以後,才發現想像與現實是有差距的。

因此,過去、未來都是虛幻的,活在當下、把握當下最重要。當下是什麼?譬如我現在是個和尚,做一日和尚就要撞一日鍾,我的責任是什麼?職務是什麼?工作是什麼?所處的環境如何?位於哪一個時間點上?都不能跟這些脫節。我要把握我現在的生命、現在的環境,負責任、盡義務,也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場,把握當下。這樣的話,我是非常積極的,不會空虛,不會落空,也不會失望。

人所以感到失望,是因為夢想未來,結果未來跟夢境不一樣,所以失望。活在當下是最快樂的,如果放棄現在,老是回憶過去或幻想未來,那現在就會落空,這是非常悲哀的一樁事。

單:現代的青年什麼都相信,又好像什麼也不相信,我們該當同情我們的青年。因為他們生活的這個大環境經常在變,不斷地接觸新事物,什麼樣的思想和價值觀都有,讓人眼花撩亂,無法形成中心思想,甚至包括社會與學校教育等都是。實際上,人們過的是一種唯物無神的生活,所追求的都是讓經濟發展、物質生活提陞,青年們從小在消費主義的環境裡長大,只要有錢,什麼東西都能要得到。而且現在的家庭孩子少,每個孩子就像個小王子、小公主一樣,要什麼有什麼,從小只想著如何滿足自己,很少想到別人。

我們的青年從小在這樣的環境長大,因此養成以自我為中心的習慣,總是追求個人的滿足,凡是能使自己滿足的就相信,不能使自己滿足的就不相信。從前有句廣告流行語:‘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正好可以代表這一代青年的價值觀。

但是,當他們所追求的都得到時,卻還是感覺非常空虛,好像什麼也沒有。這是因為人不光有肉體,還有靈魂,僅是滿足物質生活的貪慾,而缺少精神、靈性的生活,當然會覺得空虛。所以,無論是宗教界人士、教育界人士或是為人父母者,都應該重視如何使我們年輕的一代,在追求物質生活之餘,也能夠找尋精神的價值、靈性的生活,這樣的發展,才能夠成為一個‘完人’—健全的人。

現在的青年好像對社會不滿意,有很多的埋怨,卻不想辦法去改善、改造。所以,我要奉勸年輕的一代,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蠟燭!不要去看政治、社會、教育的黑暗面,只要把自身的小蠟燭點亮起來,就有改變的契機。就像在一個黑暗的大廳,人一走進來很可能就被桌椅絆倒了。假使你把小蠟燭點亮起來,就可以辨別方向,不至於跌倒。

譬如選舉時,我們經常批評許多候選人的缺點,最後可能就索性不去投票,反正沒有一個是中意的。假使是抱持這種消極的態度,那些人可能還是會當選,因為自有支持他的群眾。其實可以按照自己的觀察和判斷,投給將來可能對社會、選民的服務和貢獻比較大的一位。沒有十全十美的候選人,至少將票投給缺點少而優點多的人。

現在我們的家庭、社會和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是非之心。因此我也希望年輕的朋友,能夠慢慢建立是非之心。所謂是非之心,就是我們的良知,如王陽明先生所說:‘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父母應該要讓孩子從小在家庭裡學會分辨什麼是好、什麼是壞,讓他的良知常常清明。而學校的教育也不能光是傳授知識,還要培養他真正的判斷力,讓他在現代社會這麼多新奇的事物、環境,以及層出不窮的問題之中,能夠判斷什麼是正確和不正確的?什麼是善和惡?讓他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與獨立選擇的能力,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人。所以,我希望年輕的朋友除了物質生活之外,還能夠追求精神價值、靈性生活,並且能夠有一個明辨善惡的良知。

疾病與信仰

問:樞機主教曾在文章裡寫道:‘您相信天主讓您生病是有計劃的。’而您也提及,從宗教上看來,死亡降臨是天主的一種恩賜。這讓我們非常佩服您的灑脫。請問您所相信天主的計劃是什麼?其中的美意為何?

單:因為我的信仰告訴我,有一個天主存在,而《聖經》為它下的定義,就是愛。‘God is Love’,天主是愛。所以我的信仰核心是一個‘愛’字。

天主是無限的大愛,因著大愛,它創造了宇宙。而愛是願意分施,所以它把自己的所有分施給別人,這是大公無私的愛。當我們人類墮落時,它因著大愛,想辦法降生成耶穌來拯救我們,讓我們看得到它、摸得到它、聽得到它。耶穌既是真天主也是真人,同時在它身上,人性和天主性接軌了,而這也就是超越中國古聖先賢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極致。

中國古聖先賢所謂的‘天人合一’,是指人在思言行為、待人接物各方面,皆能合乎天意、天理與天時,但是天主所計劃的天人合一,是讓天主性與人性完全密切地結合為一,成為真天主而又真人的耶穌基督。這項結合,把我們的人性提陞了,使我們能夠成為天主的子女,同時也把它永恆的生命與我們現世短暫的生命接軌了。因為這樣,當我面對死亡時,便感覺到我的生命已經跟天主的生命接軌了。死亡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生命的過程,經過這個過程,我們分享了天主永恆的生命。死亡像一個隧道,在隧道的這邊是現世的生命,另一邊是永恆的生命,當我們走出隧道,就得到了永恆的生命。

生命是同一個生命,只是有變化。如同毛毛蟲,它吃樹葉長大,到了一定的時間就會結蛹,最後蛻變成蝴蝶。但它是毛毛蟲的時候、蛹的時候,以及蝴蝶的時候,都是同一個生命,不然它就死了,不會再有變化。雖然是同一個生命,但是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態完全不同:毛毛蟲吃的是樹葉,變成蝴蝶以後,樹葉對它來說再也沒有吸引力了,它所追求的是花蜜,並且在天空中自由地飛翔。

人也是一樣,因著天主的大愛,讓我們與它的生命接軌。可能有人會問,永恆的生命是什麼?永遠都一樣多無聊!會不會厭煩啊?但是人最幸福的時候,就是在愛裡面,被愛、付出愛,過充滿愛的生活。而天主是愛,它的生命也是愛,進入永恆的生命,就像是一條魚跳進汪洋大海里,我們完全被天主無限的大愛所包圍,並且得到了滿足。在愛裡,你不會覺得無聊,也不會覺得時間漫長。

所謂時間,是用人的想像來認知的。事實上,時間是什麼?地球自轉一圈是一天,我們用鐘錶來計算,把它分成二十四個小時;地球繞著太陽轉一週是三百六十五天,我們稱為一年,但是,在地球、太陽還沒有形成之前,時間是什麼?所以,永恆是另外一個世界,沒辦法用人的想法和語言來描繪。將來的永生也是一樣。

我的信仰就是愛,愛可以解決一切,化解所有的遭遇和困難。而我認為我的生病是天主的計劃,是因為我的信仰。我對神的態度不是敬鬼神而遠之,因為神不是高高在上、遙不可及,或是跟它什麼關係也沒有,我們完全是‘person to person’、‘personal relationship’,很親密的一種關係。我祈禱,而神就在我心裡,跟我很接近。祈禱並非光是向神祈求,我也不必向它要求什麼,我只願知道它的旨意是什麼,因為它是無限的大愛,它所願意的、它所喜好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每天祈禱,遇到變故時也祈禱,祈禱天主,讓我了解它的旨意,我願意完全承行它的旨意,它的旨意是最好的。

我修道六十多年,從沒有根據自己的意願做事,都是聽教會安排,因為我看到這背後是天主的旨意,所以原本我退休以後,想要隨心所欲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情,但是天主說:‘等一等!我還有別的計劃!’也就是讓我得到癌癥。剛開始,我有些震驚,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樣,因為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後來我就祈禱,我問天主:‘願意我做什麼?我現在又老又病,還能夠做什麼呢?’在祈禱反省半個鐘頭以後,心情就平靜了下來。我感覺到,這是天主的一個計劃、一個恩賜,它願意給又老又病的我一個使命感,來為別人做一點事,讓我在人生的最後階段,還能夠完成它托付給我的使命。

所以我想,它是要我用宗教信仰來面對疾病、接受疾病,不但不排斥它,還要把它當成守護我的‘小天使’,時時刻刻提醒我:‘人生賽跑已經快到終點,要分秒必爭,努力向前衝刺,利用生命最後的每分每秒來幫助人。’

上個月我參加一場研討會,共有一百多位腫瘤科醫生參加,其中有四位專家發表了論文,每個人報告二十分鐘,說明他們怎麼樣用藥物來治療癌癥患者,而患者接受治療以後,壽命能延長多少等等,並且沿用了國外的相關資料,表格列得很清楚。後來他們總結,癌癥病患平均可活四個月左右,有的長一點,有的短一點。但是,據說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被嚇死的,因為一聽是癌癥,就像是被判了死刑,非常震驚,無法接受,也逃脫不了,最後都失望了。去年我就有三個朋友,在得病後還不到四個月就去世了。

這時候我想,有那麼多患了癌癥的病人,特別是癌癥末期的患者,許多人一得知之後就完全失望了,睡也睡不著,吃也吃不下,一點求生的慾望也沒有。而天主給我一個特別的使命,就是在面對死亡時,如何用宗教信仰來超越它,同時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別人,讓家屬、病人,甚至是醫生,都能夠受益。因為,雖然醫生專治癌癥,但是他們沒有親身生此病的經驗,就像我的主治醫師給我服用新藥後,就常常會問我:‘你今天感覺如何?吃了藥以後,覺得怎麼樣?’

所以,我的信仰常常告訴我,每一樣事情都不是偶發的,其中一定有天主的旨意。

問:謝謝樞機主教分享自己對生病及生死的豁達態度,我們也很想知道聖嚴師父的感受。您曾經談起自己的病情,態度也與一般人相當不同。

就佛家的因果觀念來說,請教您會如何看待這次的病情?您又是如何轉念來接受這樣的結果?您有沒有沮喪過呢?

師:從單純的因果觀來看生病,是非常消極的,好像是我過去做了什麼壞事,現在要受生病的果報。雖然這種解釋法不能說錯,但也不盡然正確。

譬如釋迦牟尼佛來這個世上度眾生,但是他的一生之中,經歷很多的苦難;又如玄奘大師到印度留學取經,一路歷經八十餘難,難道這是因果業報嗎?是因為他過去做了壞事,所以這一世要遭受苦難的果報?

另外,我們也看到,歷史上有許多高僧,都是從艱苦之中走出來的。有位古德曾說:‘不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這就是說,對佛教的修行人而言,不論是發願成佛或者成為一名高僧,都必須經過苦難的試煉,許多例子皆是如此。

剛過世不久的印順法師,他十多歲起即患了結核病,一生都是在吃藥打針中度過,跟醫藥結了不解之緣。但是也因為經常害病,體力孱弱,因此專志投入於佛經和學問的研究,最後在佛學上有相當高的成就。

我的一生雖然比不上他們,卻因為生長在戰爭不斷的時代和環境中,所以我的一生也都是苦難。我一出生就不健康,到了五、六歲還不會講話,在八、九歲之後才開始讀書。我雖然沒有讀過中學和大學,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完全靠著自己的努力,最後到日本取得了博士學位。在這段期間,我的健康情況仍舊不佳。

不論是到日本或是到美國,我都是在沒有人幫助的情況下,赤手空拳地努力。當時佛教界並沒有栽培人才的概念,因為本身沒有人,也沒有力量。而我見到佛教如此衰微,只有鞭策自己更努力,同時我也發願,我自己未能讀大學,但是將來我要辦大學,使得所有的出家人都有學位。

以這個過程而言,是因為過去我做了壞事,所以要懲罰我嗎?不是的。我很感恩這一生有此際遇、有此一生,感恩佛菩薩為我安排了這樣一個生命的歷程,讓我有機會奉獻。

我三十多歲時已經寫了很多書,這幾十年來,即使再忙、再累,每年還是會寫幾本書,所以到現在我已經寫了一百多本。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果嗎?其實是佛菩薩給我的使命,也是我自己從小發的願心。

我從小就有一個願心,我想‘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這麼少,誤解的人卻這麼多!’因此我要竭盡所能把我所知道的佛法的好處、佛法的智慧,傳播、分享給全世界的人。可是我的所知、所能非常有限,所以必須充實自己、加強自己,讓自己具有傳播佛法、分享佛法的能力。就像剛才樞機主教所講的,點亮一支小蠟燭,能夠照亮空間,讓自己走路無礙,也讓在空間裡的其他人得到明亮。

因此,我的願心就是,把佛法的好處、把佛法的智慧,分享給全世界的人。這幾年來我提倡用‘心靈環保’來‘提陞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希望世上所有苦難的人,都能分享到佛法慈悲和智慧的力量。有的人是將佛法慈悲和智慧的光普照出去,有的人則是被照耀。我不是希望把全世界的人都變成佛教徒,這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要關懷這個世界,把佛法的好處分享出去,幫助世人減少煩惱,即使是減少一點點也很好。

因此,我這一生走來,雖然多病、雖然艱苦,總是充滿感恩。大家知道我的腎功能出了問題,現在必須定期洗腎;我也曾在死亡邊緣徘徊,在鬼門關前走了幾回,而現在我還能在這裡,是因為我的心願未了。我最後一個心願,就是要把法鼓大學建起來。當我的病況一度危急的時候,我向佛菩薩禱告:‘如果我的責任已了,沒有需要我做的事,那就讓我隨時走吧,如果佛菩薩還希望我完成任務,那就讓我活下來吧。’結果我活下來了,而我的願望,就是要把法鼓大學建起來。以我目前來講,死亡或活著並無所謂,但是,活著是佛菩薩給我的責任、給我的使命、給我的任務,我還是要全力以赴地活,活得有精神、有活力。

剛才樞機主教說,死亡以後,就跟天主的大愛在一起,與神接通;而我死亡以後,則是跟三世一切諸佛同一個生命、同一個身體、同一個國土、同一個世界,那我還有什麼好求的?現在的我很渺小,時間很有限,能夠幫助的人也不多;而我死了之後,則不僅是在台灣,不僅是在這個地球、宇宙,而是在無限的時空之中。如此一來,什麼地方需要我,我就去!什麼時間需要我出使命,我就去!在無限的時空之中,有無限的眾生需要幫助與度化,只要哪個地方的緣成熟了,我就去!這就是我的因果觀。

因果小的,會在小的時空範圍裡運轉;因果大的,則沒有時空的觀念,沒有時空的關係。並不一定是說,我在這個地球上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希望再到地球上來享福報,這不是真正佛法的觀念,因為這樣的時空範圍太小。在無限的時空之中,只有無限大的願心,以及慈悲和智慧的功能,要廣度一切眾生。

真正的自由

問:最後請教兩位大師,您們的人生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遺憾?或是覺得還沒有做,需要更努力去完成的事?另外,全世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內,都是生榮死哀,兩位畢生都主持過許多次喪禮,見證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請問兩位要如何安排自己的‘最後一程’?希望所有關心您們,愛您們的人如何參與?

單:當然,活著一天,就有事情做,常常沒辦法把所有的事都完成。不過,我認為自己只是天主的一個工具,來把它的大愛和關懷分施給別人,實際上,做的是天主自己,無論任何事業,它都是主動者。所以,盡人事,聽天命,天主既然給我一個工作、一個使命,我就全力以赴地去做,至於成功與失敗,我倒是不在乎。祈禱的時候,我常常向天主說:‘天主,這是的事啊,願意完成就完成,不願意完成也沒關係;願意由我完成也好,願意讓別人完成也好。’所以,成功不必在我。

譬如,我們在高雄有一個‘真福山’計劃,其中包含五個大計劃——安老院:為了因應現代社會老化,很多老人沒有子女、子女外出工作或者出國,所以需要有人照顧;孤兒院:現在離婚率非常高,離婚的年輕父母為了再婚,所以不願意帶小孩,而這些孩子從小得不到父母的愛,沒有家庭溫暖,甚至有些孩子長大了想要報復,這些情況將來會成為社會很大的問題與負擔。因此,我們想辦法提供他們一個溫暖而充滿愛心的環境,讓他們長大。另外一個計劃,是為了提供原住民或一般青年職前訓練,而建設一座活動中心。因為原住民的社會和大都市的社會差異很大,許多原住民到都市以後,常常遇到很多困難。而原住民普遍來說都很單純,一旦到了五光十色的大環境裡,很容易迷失,甚至有許多女孩子被賣到不正當的場所。所以我們希望運用這個中心,除了給予職前訓練之外,還能讓他們了解並學習如何應付這個複雜的社會,以及新的環境。除此之外,也要為一般社會青年或學生提供生命教育,讓他們能夠了解生命的價值、生命的目標,與生命的意義,能夠享受真正滿足又豐富的人生,才不會生活過得迷迷糊糊的,甚至輕生。

此外,還有兩個修道院:一個是專為修女們興建的隱修院,讓修女不用出門,專修祈禱,也為別人祈禱,但是可以讓別人去看她們,給予別人一些關於宗教、精神方面的輔導;另一個則是專門培育神父、修士們的修道院。

為了這五個大計劃,一共買了二十八甲地,環境很漂亮,是個不太高、獨立的小山頭,小山上有一塊相當平整的台地,原本是用來種植鳳梨等植物。最初買地的時候還沒有問題,我們請了一家建築公司做整體規畫。但是到了第二年,忽然來了幾個大颱風,造成有些山坡地流失,以及種種其他的問題,致使政府頒訂新法令,禁止在水源區一公里內開闢山坡地。

那時候有人告訴我:‘你可以先斬後奏,蓋了再說。有很多山坡地建築都是這樣,甚至有的連地都不是他們自己的,還不是蓋了以後就地合法,或者是象徵性地花點錢,把它買回來,何況這是你們的地!’但是,我認為我們是教會人士,不能領著頭犯法,還是要等政府法令修改了再說。果然,最近法令已經在修改了,我們也又開始進行了。

不過,自從我開始買地、進行規畫,一直到退休,我這一等,就等了十五、六年!所以我感覺到,假使天主不願意讓這個計劃在我手上成功,那麼在別人手上成功也很好,成功不必在我。現在我的繼任人正繼續在做這個工作。

至於是否有還沒完成、掛心的事?其實,現在我必須做幾個選擇:譬如,我寫過很多文章,假使整理起來,大概可以出版十幾本書。不過,這是次要的事,而且別人也可以幫我處理,所以我還是把‘人’擺在第一位。因為我得了這個病,所剩時間不多,我感覺關心人是最重要的,所以願意把我的信仰、天主大愛的種子灑遍全台灣。

為此,我舉辦了一項‘生命告別之旅’,從去年(二○○七年)八月開始到現在,已經舉辦了五十多場大型的生命告別會。曾有人建議我,‘生命告別’這個名稱太傷感,建議我改一改。我覺得沒什麼好傷感的,因為我有宗教信仰,所以面對死亡時,就只想和大家談一談我的人生經驗和思惟,我活了八十多歲,對人生算是有相當多的體驗了。

有許多團體邀請我,到目前為止,我先後去了十四所大學、八所監獄,還有一些天主教教區與其他宗教團體。會以這三種單位為優先選擇,是因為大學有許多領導社會、提陞社會,能使社會向前發展的學者、專家等知識分子,假使這些領導社會發展的人,能夠真正接受大公無私的愛,用愛心來帶領社會、帶領國家,領導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我們的社會就不光只是注重物質方面,還會重視精神和靈性的生活。

而監獄裡關著許多因殺人、偷盜、搶劫等案件而入獄的受刑人,我去的八所監獄,都是全台灣最大的。台灣目前的受刑人約有五萬多人,台中監獄是最大的一所,在減刑前有六千多人,減刑後還有四千六百多人。假使他們能夠有一點改變,出獄後走向正途,我們的社會就會更祥和。最後,之所以選擇宗教界,是因為任何宗教都有一個共同的使命,就是社會教化的責任,大家若能建立共識,一定能共同發揮更大的功能。所以我選擇將‘生命告別之旅’當作優先。

也有人問我,這麼東西南北來回地跑,到處演講,感覺累不累連我自己的主治醫師在報紙上、電視上看到我時,也很擔心。我告訴他們:‘剛開始治療的時候,你們給了我四個半月的壽命,那段時間裡我全聽你們的,吃藥、回診我都配合,也沒四處走動;但是這以後的時間就是我賺的了,我可以自由利用。’許多醫生們都感覺奇怪,怎麼一年半過去了,我還能夠到處去演講?我說,除了按時吃藥、接受治療,最大的支持力量,還是我的宗教信仰。所以,我常有做不完的事情、未了的心願。不過,我也很放心,我只是天主的一個工具,它願意用我也好,不用我也沒有關係。我常常是準備好了要去見天主。

問:您在文章裡提到,您把醫療交給醫生,把調養交給自己,甚至說死後願意化身為有機肥料,奉獻給台灣這塊土地。這讓我們非常敬佩,請教您的想法是什麼?

單:得知罹患癌癥後,我做了一次祈禱,我想,時間到了,該離開這個世界了,也就是盡人事,聽天命,我不會自殺,也不會不治療。首先,我把病交給醫生,告訴醫生我會是最合作的病人,該怎麼治療,我全力配合。第二是關於飲食調養的問題,要自己注意照顧自己,照醫生囑咐按時吃藥。我是修道人,過去和大家一樣都是吃大鍋飯,別人吃什麼,就跟大家一起吃。不過,生病以後,我看了一些中醫、西醫的書,書中提到,癌細胞喜歡吃動物性蛋白,假使吃肉,它就發展得快;假使吃素,因為癌細胞不太喜歡植物性蛋白,就會發展得比較慢。所以我現在盡量吃水果、蔬菜,在飲食方面做了一些改變。

至於我死後,還能夠對台灣做什麼貢獻呢?就是把身體交給台灣,埋在台灣的土地裡,做成有機肥料。另外,我已經寫好遺囑,希望我的葬禮非常簡單,棺木要用窮人的、最薄的,或是火葬用的棺材;鮮花、輓聯一概婉拒;棺木上只要放一本《聖經》,其他的都不要。我連出殯時的講道都預備好了,因為我怕別人歌功頌德,假使無心中得罪了人,之後沒人替我向別人請求原諒,所以我也事先錄好音,到時直接播放就可以了。

我是個出家人,跟聖嚴法師一樣,沒有自己的財產,我最寶貴的財產,就是我的信仰,也就是一個簡單的‘愛’字。因為天主是愛,所以我希望把愛的種子、愛的信仰送給我的朋友們。最後,把我的生命、我的靈魂交給天主。這是我的遺囑,也是祝福。

師:有人問過我,這一生之中,有沒有什麼遺憾的事?如果馬上死了,還有什麼事要交代?對我來講,我曾經犯過無數的錯,但這不是遺憾,因為無知,所以犯了錯。而我不會再去犯曾經犯過的錯,也就沒有遺憾了。

至於有沒有想要做而還沒完成的事?的確是有無數的事想做,卻還沒做。這些年來,我們每年都會推出一項社會運動,例如,我們率先對於民間大拜拜、大燒香、大燒紙錢或大放鞭炮等習俗提出改革,過去台灣民間常見從一村吃過一村,從這個鎮吃到那個鎮的大拜拜習俗等情況,現在都已經漸漸減少了。

另外,幾年前還推動一項‘心’五四運動,就是從‘心’開始的新生活運動主張。像現在社會上普遍知道的‘四它’: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或是‘四要’: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能要、該要的才要,不能要、不該要的絕對不要等等。我們這個團體裡有幾十萬人經常在用,成為日常必需的一種生活方法。

去年,我們推出‘心六倫’運動。因為中國古代的‘五倫’,在今日社會已經不適用,有些觀念顯得八股、守舊,新世代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大概不容易接受,所以我們透過電視、報紙、雜誌等媒體,來推廣‘心六倫’運動。

今年,我們則倡導‘好願在人間’運動,呼籲大家一起來許好願、做好事、轉好運。然而,這些社會運動並不是僅僅推動一段時期就夠了,而是要持續、普遍地推廣下去。

這個世間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在我的心中,我的願是無窮的,只要對社會是好的,是社會需要的,我都願意去做,一項一項地做。若是我個人無法做的,我呼籲大家一起來做;在我這一生做不完的,希望再來人間繼續推動,繼續廣邀大眾一起參與。所以,我這一生,沒有遺憾,但是我的心願永遠是無窮的!

至於死後,我希望與佛菩薩在一起,之後,若是佛菩薩需要我到哪裡,我就去哪裡,或許這也是隨著我的心願而去。而我往生以後,別人對我做任何評論,這是別人的事,與我無關。剛才樞機主教說,死後不希望有人送花,不希望有人歌功頌德,也不希望鋪張、追悼。在過去,羅光主教往生,我去憑弔時,看到他的棺木停在一個大廳裡,其餘什麼也沒有,這是個非常好的示範。但是在佛教界,過去有些例子顯得比較鋪張,靈堂布置得富麗堂皇,並且舉辦追思、傳供。傳供就是集合很多長老法師來供養十道齋菜,然後一道一道地傳,可說是身後哀榮了。但是我死後,這些都不要。

我早已預立遺囑,而且經過律師和法院的公證;我個人沒有財產,我的著作歸屬於教團;我的遺體用薄薄的木板封釘就可以了,火化以後,既不設牌位、不立碑、不建墳,也不需要蓋一個骨灰塔來佔位置。

法鼓山上有一處‘台北縣立金山環保生命園區’,是一座植葬公園,這是由法鼓山捐地給台北縣政府,再由台北縣政府交由法鼓山管理維護。所謂植葬,就是把骨灰分成好幾分,分別放入散在公園各處已經鑿好的幾個地穴之中,這樣就不會讓後人執著地認為,某塊地方是自己眷屬或親人的。

不論任何宗教或民族,只要願意把骨灰植葬在這個公園裡,我們都接受,而且植葬的過程中,也不會有宗教儀式。到公園來的人,不准獻花、燒紙、燒香,或是點蠟燭,就只是憑弔。其實人死了以後,就在這個世界消失了,或許暫時會有人記得,但是過了十年、二十年以後,人們就忘掉了。過去厚葬的作法並不文明,也不經濟,非常浪費,即使你有個很大的墳墓,再過五十年、一百年以後,還是會被忘記,例如秦始皇等君主,他們的墳墓現在只是變成觀光景點,而不是真正去紀念他。

現在,法鼓山上的環保生命園區才開放沒多久,已經有幾十位往生者植葬了,十年以後,可能會有數千人以上。如果有人來憑弔,那就數千人一起憑弔了。未來,我的骨灰也會植葬在這個公園中,這裡就是我的歸宿處,所以我死了以後,骨灰也可以做為肥料,因為公園四週種了綠竹,將來還可以生產綠竹筍,而骨灰也就變成肥料了。

因此,我的想法跟樞機主教非常類似,希望我們的做法能形成一種風氣,也希望日後能夠有名人或高僧大德一起這麼做,讓我們的社會真正走向一個文明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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