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佛陀時代加入佛教教團之比丘與外護者，多為婆羅門族、王族與商人階級出身者。商人階級為當時之新興階級，多具有自由思想。故在當時，佛教於農民之間，並無深入之影響力。此一傾向，即使在大乘佛教時代亦無甚改變，僅祇佛教之中心信徒由王族而逐漸變為都市工商業者，此亦印度佛教所以衰微之最大原因。

在我國，佛教由於王侯貴族之發願造寺、造塔而隨之發達，於文化上，亦有士大夫以上之支持，然迄未主動與農民建立關係。但寺院以擁有廣大寺領與莊園，故耕作成為寺院經濟之來源，且因寺田、僧田之布施，而與農耕有密切關係。其後佛教教團急速擴張，國家又予以免除賦役與租稅等權利，故有私度僧與度牒買賣之事。自北魏至清朝以來，歷代皆頒發限製出家之法令，惟仍有以農民身份而擁有僧名之情形。在唐代，且有百姓僧、地主僧之名稱，遂發生佛教與農民在經濟關係上聯結之現象。

出家前住入寺院之年輕人（稱為童行）大多數從事於農耕與雜事；出家僧則在修行之間亦從事農耕工作。農民大多成為貴族與地主或寺領之耕作者，故通常農民僅祇參與佛教行事而已。隋代之三階教與近世之白雲宗、白蓮宗均有宗教結社運動，於當時當權者之立場而言，皆稱為教匪，係宗教性之匪賊或反叛軍，而農民為其主要之參與者。北魏之四次宗教結社運動、唐宋之「彌勒匪」、近世之「白蓮教匪」（紅巾軍）等，皆為農民從事對當權者之反抗運動。

在日本，奈良、平安時代之佛教，係以貴族、國家為中心之佛教，其中不乏如行基、空也等，於民間宣說佛教者，然缺少組織性之活動。至鎌倉時代，農民間之佛教信仰已廣泛流傳。其後，道元之曹洞宗興起，而與被稱為臨濟將軍之貴族臨濟禪相抗衡，主張「只管打坐」（專心坐禪）以進入了悟之境，自此遂有百姓曹洞宗風在民間產生之情形。此外，又由於親鸞流放東國之機緣，使宗教尚未開發之東國，於其農民之間，皆能普遍唱念佛名，故念佛之信仰得以推廣。

江戶幕府時，對佛教采強制之檀家制度、本末制度，且為禁製天主教之入傳而有請判押印以登記所屬檀家之方法，使寺院代行對人民之監察事務，並給予國教之地位以為交換條件。故江戶時代之佛教寺院乃代替幕府行使壓迫農民之政策，並承擔其結果。且為實現該政策，而增設許多新寺院，致使原為農民著想之佛教，如淨土宗、真宗、日蓮宗、曹洞宗等，反而扮演農民的壓迫者之角色，而形成一極大之諷刺。 p5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