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師志開上人是佛教的實業家，他除了教書課徒之外，還興辦宗仰中學、棲霞律學院，同時也非常重視佛教的經濟實業發展，並傚法百丈禪師的自食其力農工的修行生活，曾經整治山林、創辦農場、燒窯生產、設置染織場。家師在成立這些事業的時候，為了要向政府辦理登記，必需湊夠人數，所以把當時十五、六歲的我也登記了進去。他恐怕我不懂得此中的意義，而有所異議或感到疑惑，還特地叮嚀我說：‘你將來要想作「佛門龍象」，現在就得先作「眾生牛馬」。’這句話我一直奉行不逾，回想佛門的高僧大德不都是‘先作牛馬，再作龍象’嗎？

像佛世時，舍利弗尊者除講經說法之外，還負責精舍工程的監督，所以能威服群倫，助佛宣化；陀驃比丘在悟道之後，自願充任知客，每天起早待晚，提燈幫忙前來參學的比丘安單，後來感得手指發光的瑞相。唐朝的志超法師勤勞眾務，每有苦役，必事身先，晝夜克勤，攝引後學，因而得到時人擁戴，數百僧侶翕從學習，法席隆盛。道亮法師六載舂米，曾無廢惰，後來講律，聲被東夏。宋朝道法禪師白天將乞食所餘，咸施蟲鳥，夜晚則脫衣露坐，以飼蚊蚋，一日入定，見彌勒菩薩放光照耀，因而更加精勤。雪竇禪師甚至不願出示大學士曾鞏的推薦信函，寧可陸沉靈隱寺中，操持作務達三年之久，後為龍天推出，駐錫雪竇山資聖寺時，從此海眾雲集，宗風大揚。溈山靈佑禪師及趙州禪師更是令人敬佩，一個發願來世作老牯牛服務大眾，一個希望往生後到地獄度眾。而在社會上，以‘牛馬’精神服務大眾，而終能以‘龍象’之姿成就事業者，更是不勝枚舉，如王永慶以賣米白手起家，高清願從基層學徒做起，林肯童年時曾做過木工、雜工學徒，富蘭克林少年時曾擔任蠟燭工、印刷工。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真正的‘龍象’，不怕‘牛馬’般苦役的考驗；真正以眾生‘牛馬’自居者，也不畏‘龍象’的踐踏磨鏈。

記憶中，我的一生似乎都和勞動、苦行結下不解之緣，好在我從小出生在農家，練就了結實的體力，舉凡車水、除草、牧牛、收割等莊稼人必備的本領，我都必須學習，甚至農忙之餘，我還得陪著外婆開闢菜園，種植果蔬，以維持家計。記得那時，外婆就經常對我說：‘有志沒志，就看燒火掃地。’不時地告誡我：‘從小一看，到老一半。’要求我做事時必須認真努力。我將這些話謹記在心，一直把‘工作最神聖，服務最偉大’視為一生的格言。

出家之後，我到棲霞律學院就讀，也是從為人添飯、管理茶水、看守山林、搬運木柴等基本作務開始學起。到了暑假，我們每天得早出晚歸到山上采無花果，以增加常住收入；寒假雖然為期稍短，但仍然忙得不亦樂乎，尤其農曆春節的大掃除，單單擦拭全寺的玻璃就要花掉一個月的時間。每逢乾旱時期，我還發心到江邊挑水，一次來回要三個鐘點左右。後來，到焦山佛學院繼續學業，除了上課之外，還兼作管理油燈、燒煮飯菜等事務。總之，勞動的工作從來未停息過一天。由於白天忙於勞動服務，晚上沒有照明設備，因此我就以拜佛、打坐來消磨時間，真正讀書的時間並不多，但奇怪得很，我對佛法的體會卻能夠與日俱增。現在想來，才明白那種如‘牛’似‘馬’般忙碌的作務生活，使我活學活用，讓我‘讀’遍長老大德行事的風采，‘讀’盡寺院運作的方式，‘讀’通生活中修持的要訣。佛學院結業之後，我回到祖庭大覺寺，因為那裡擁有數百畝的土地農莊，我在教書之餘，又恢復兒時農家的生活，與稻麻菽麥、鋤頭耙鏟為伍，從大自然中擷取源源不斷的資糧。

我初到台灣時，雖然在寺院裡從事的都是一些像拉車、打水、收租、採購等粗重的事情，但是因為一直習於勞力的工作，所以不但不覺得厭煩疲累，反而深深感念能有繼續鍛煉身心的機會。尤其最令我高興的是，盡管過去在大陸不曾有過建築道場的經驗，然而由於具備長久的農工雜務基礎，一旦有了機緣，就能夠得心應手，勝任愉快。像最初在宜蘭建設念佛會講堂時，因為我每天觀察施工情形，對於砂石計算，門窗裝置，磚瓦搬運，刨木雕刻，澆灌水泥等瞭然於心，所以後來再開工興建慈愛幼稚園的時候，在土木工程方面也就十分駕輕就熟了。

我從宜蘭來到高雄之後，面對一個與宜蘭鄉鎮截然不同的城市，我必須更加兢兢業業，努力以赴。所以從高雄佛教堂到壽山寺的建築，對於一磚一瓦，一沙一石，我都不敢掉以輕心，總是觀察再觀察，研究再研究，所以在如何節省、如何趕工等細節方面，又多加一層認識，由此奠定我對土木工程的興趣。

那時，我每天除了忙著寫稿、編書、教課及一些行政事情之外，一有餘暇，便關心各地建築的外觀式樣及內部設計，並且不斷地思考：‘如果是我，我會如何如何去做……。’因為有了這些概念，所以後來建設佛光山時，雖然請不起專業的工程師、建築師，只是和木工出身的蕭頂順先生在泥地上邊談話，邊計劃，既沒有辦公室，也沒有籌建處，連一張辦公桌都沒有，三十多年來，佛光山一棟棟的建築就在路邊談話商量中一一地完成了。

記得剛闢建佛光山時，經濟十分拮据，每逢假日，我還得親自下廚，為來山的遊客服務，希望多得一些油香，來補助建築經費。為了節省工資，我經常將很多工作從蕭先生的手中再包回來自己做，舉凡搬運砂石、攪拌水泥等需要用力的粗活，都由我和早期的徒眾，如心平、心定、依嚴、依恆等人扛起重任，像淨土洞窟兩邊的圍牆、靈山勝境的廣場、大雄寶殿前面的成佛大道、大悲殿前面的丹墀，還有龍亭、放生池等多處地方，都是在我們師徒同心協力之下完成的作品，外觀雖不精美，但很堅固實用。像‘牛馬’一樣的勞動生活不但凝聚了師徒之間的道情法愛，也錘煉著弟子們的道心悟性。

最不可思議的是，蕭頂順先生和我合作至今，三十年來，所有建設佛光山的水泥工、木工、電工、油漆工仍然還是原班人馬，未曾換人，他也因為承辦佛光山的多項重大工程，而成為工程界的‘龍象’，許多建築公司高薪挖角聘請他，但他還是覺得在佛光山做事，可以賺到更多的歡喜及功德，所以一一婉拒。

天生具有服務性格的我，注定我終此一生要如‘牛馬’般奉獻人群。記得初到台灣時，我雖上無片瓦覆身，下無立錐之地，但只要看到貧苦的人，我就會不顧一切，盡一己之力給予幫助。一九五二年，花蓮大地震，我連一張公車票都買不起，卻本著‘人飢己饑，人溺己溺’的願心，各地行化，勸募救濟震區的災民；韓戰期間，我四處募集醫藥，設法送往韓國前線救傷；越戰之後，我發起支持購買難民船，搶救越南難民；多少次颱風過境，我和黎元譽先生搶先到災區運送食物；後來世界各國的水澇、旱荒、震災、風難，我除了召集各地信徒捐助外，自己也是罄其所有，解囊紓困，明知車水杯薪，如鸚鵡救火，但只想要盡一點微薄的心意。

由於從童年時代，我就曾經為病患療傷餵食；弱冠之齡，也曾經為亡者更衣安葬，對於生、老、病、死，有著特別深刻的感觸。所以一俟佛光山開山之後，我便陸續興設佛光診所、雲水醫院、佛光精舍、萬壽公墓。佛光山開山時，我將在工程土堆中挖掘出來的骨灰罐暫厝於工地草寮中，與之同寢共眠，直到萬壽堂成立之後，將它們安奉其中，才放下心中的掛念；鄉民將路邊拾來的小孩送到佛光山，常住為他們添購新衣，送他們上學。後來，送來的小孩越來越多，大家同心協力，興建育幼院，好讓他們享有家庭的溫暖。盡管誠心奉獻，如‘馬’負重，如‘牛’犁田，但也只是點點滴滴，猶如微塵爪泥，無法拯救苦難重重的世界。所以，後來弘揚佛法，淨化人心，成為我一直戮力以赴的目標。

四十多年前的台灣，民風保守，佛教不振，現成的佈教場所難得一見，即使有，也不見得肯出借作為弘法之用，我以露天廣場作為道場，從搬桌椅、拉電線、安裝電燈、放幻燈片中，領略到場地佈置的要點；在徒步弘法、單車佈教的途中，眼望山河，腳踩大地，引發不少說法的靈感；從接觸各式各樣的信徒、各行各業的民眾當中，感悟到各個階層的人所面臨的苦楚；在身經各類人為阻難、各種天災變化中屢仆屢起，深深體會到佛法無限的妙用。五十年來，這許多的體驗躍然於心，後來，觸目遇緣無非妙諦，信手拈來皆是法語，我將之書成條目，從鄉村僻野講到國家會堂，從軍營兵團講到監所牢獄，從企業工廠講到學校會館，從家庭客廳講到機關團體，從寺院道場講到街頭巷尾，從國內山河講到國外海港，從電台電視講到計算機網絡，這一生中，不止講了千餘會以上。有人說：‘人永遠處於兩難的狀態，因為活著為自己很自私，活著為別人又很辛苦。’而我卻有幸接受佛法的洗禮，自許為‘眾生牛馬’，在為芸芸眾生奔波忙碌的同時，還能享有一份自利利他的法樂。

多年來，為了對佛教文化盡棉薄之心力，我好像‘牛馬’馳騁於道，一意想著如何前進，幾乎到達忘我的境界。記得拙作《釋迦牟尼佛傳》出版時，因為寺內沒有多餘的桌子，我就用板車將全部的書載到郵局的前面，一口氣包裝了兩千多本寄給讀者，當包完最後一本的時候，已是汗流浹背，濕透衣衫，郵局員工也一直催促離開，因為他們要下班了，但那種歡喜直到現在仍回味無窮。發行一份雜誌，從開始到出版，我一週多次來回印刷廠，經常日食不到兩餐，有時飢腸轆轆，也覺得興趣盎然；為了一本新書的印行，我搭乘數小時的火車到印刷廠去看校樣。當時只有一個心願：‘我要為眾生做些事情！我要讓佛法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所以即使一包包的書籍，一堆堆的刊物，無處收藏，我還是歡天喜地的從事佛教文化工作。有時大風大雨來了，為了怕書籍文件給水淹沒了，還得東搬西搬，但我依然樂此不疲。一九六三年，台灣北部淹水，在三重埔的一部藏經被水飄走，當時我正在國外訪問，回來聽說之後，心中一片茫然，只想為這一部大藏經舉行追悼會。

六○年代，我編印過《覺世旬刊》、《人生雜誌》、《今日佛教》，從寫稿、編輯、校對、發行，都是我一人包辦，尤其《覺世旬刊》，每十天一次的發行，就像五趣輪迴一樣，無或暫息，光是寫稿、改稿的辛苦，看稿、催稿的繁瑣，不曾經歷者很難了解其中的味道。

盡管多少個晨昏在文字堆裡度過，多少個深夜在絞盡腦汁中煎熬，既沒有拿過一文稿費，也沒有得過一句鼓勵，但是我心甘情願，在所不惜，尤其看到許多人因此而走入佛門，更是高興不已。後來得慈惠、慈怡、依晟相助，又經過了數十年，目前已經發行到一千四百多期，不但在佛光山與信眾之間負起溝通的功用，而且被許多人視為初入佛門的指引要津。由於《覺世旬刊》的順利發行，又帶動了《普門月刊》的出版，一批批的有志青年投入其中，接受挑戰。多年來，盡管法務倥傯，我卻未曾放棄‘文化牛馬’的職志，不時推陳出新。像近兩年來，三百萬字的《佛教叢書》和三十萬字的《佛光教科書》陸續推出，無不是多年來如‘牛馬’般服務大眾的切身體會。

二、三十年前，創辦佛教教育事業，高雄師資不多，南部許多老師都是特地從台北延請到佛光山來授課，常常抵達的時候已是深更半夜，但無論多麼晚，我都會佇立在山門口，恭候他們駕到，甚至為他們煮宵夜點心，看著他們吃完就寢，我才安心返回寮房。學院草創初期，沒有經費聘請行政人員，我不但一人身兼數職，還得到殯儀館、太平間通宵誦經來彌補學生食宿開支。後來，慈惠、慈嘉、慈怡、慈容、慈莊陸續赴日深造，我一個人從工友打雜、編印講義到教務行政、輔導訓育，忙得不可開交。一些沒有恆心的學生中途退學，我的心中不知生起了多少的嘆息，多少的無奈，但三十多年來，我仍像‘牛馬’一樣，無怨無悔地耕耘著這片菩提園地，只為了作育僧才，讓佛法能遠播四海，光照普世。

我這一生，對於某些信徒，或有慚愧照顧不周之處，但我對於大眾的福利，自問一向都是克盡心力，不辭辛勞。就以農曆過年而言，早年我不是在朝山會館幫忙典座，就是到果樂齋炒面、炒飯，後來有好幾年的春節期間，我都是在指揮交通中度過。記憶中最深刻的，要算是五年前的春節期間，台北道場為募集佛光大學籌建基金而舉辦書畫義賣，我在義賣會的前夕才從泰國弘法歸來，雖不曾學過裝潢美工，但因嫌其會場佈置簡陋，即刻召集徒眾們通宵達旦重新擺設，直到第二天開幕時，雙眼都未曾闔過，沒想到來賓們讚語連連，聽在耳中，真是比什麼獎賞都來得更好。後來，我們以此經驗在各地開設美術館，獲得許多好評，可見無論什麼事都要從‘牛馬’做起，才能穩紮根基，立於不敗之地。

除夕夜是大家圍爐團圓的日子，我也經常都是在開示完畢之後，立即趕到山上各個區域視察，從懸吊花燈到工地灑掃，從通宵擺設陳列館的寶藏到熬夜佈置展覽館的物品，我都曾參與其中。六年前，佛光山增購山下土地作為停車場，由於人手有限，負責畫停車線的員工直到晚間圍爐時還未完成工作，我自告奮勇前往幫忙，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點多才完工，一共畫好大客車停車位八十輛，小客車停車位四百輛，大年初一我守候山頭，看到車輛整齊有序地排在停車場，給予信徒們多少方便，雖是一夜未眠，那種無與倫比的成就感卻足以讓我興奮良久。

弟子中具有‘牛馬’精神者也是不勝枚舉，像三、四十年前，心平從清理環境到印刷傳單，辦事之謹慎，顯出他老成忠厚的特質，直至擔任佛光山住持之後，因積勞成疾，圓寂往生為止，種種行儀見證了‘欲作佛門龍象，先作眾生牛馬’誠非虛言；慈莊在寺院裡從掃地抹桌到推銷書籍，無一不做，如今憑著流利的外語及親切的風儀，拎著一個小布包，獨自一人走遍天涯海角，建寺安僧；慈惠出家之後，赴日留學，每年寒暑假仍不忘回山幫忙寺務，數十年來以文教弘法聞名於海內外佛教界，四所大學籌辦工作效率之高，也令大家讚歎不已；慈容從幫我帶領幼稚園的小朋友做起，種種活動無一不與，近十年來在世界各地成立國際佛光會，對於教會事務的嫻熟，同儕中鮮有出其右者；慈嘉從香燈行堂到燒水洗碗，包辦一切雜務，其教課認真，學問紮實，說明了從日常作務中磨鏈心志，在胸膛間自然流露出來者，方為真才實學；心定在開山期間搬砂挑土、鏟地推車，有求必應，從不推辭，兩年前他被推舉為佛光山第六任住持，實是眾望所歸；餘如依空、依淳，大學畢業之後來山出家，也都是從擔任知賓及端茶服務開始做起，他們分別在日本東京大學及文化大學佛學研究所深造期間，還參與文化編輯工作，學成後受命掌管《普門》、《覺世》的編務及普門中學的校務，如今久煉成鋼，成為文教界的尖兵，這一切都是他們從辛勤作務中結成的花果。

佛光山在短短三十年間，之所以能有現在的規模，是許多人‘作牛作馬’，服務大眾得來的成績，我絲毫不敢以‘龍象’自居。隨著時代的進步開放，佛門僧伽的數量普遍提升，這本來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但目睹許多人出家之後，即高高在上，自稱‘僧寶’，藉‘自修’之名，懶於說法，懶於度眾，懶於活動，懶於利生，長此以往，不僅是個人的墮落，也有違於佛教的真義。社會上也有許多人只知道坐享其成，一旦失敗，就怨天尤人，甚至為了名利虛榮而作奸犯科，結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此奉勸大家不要只看到別人的開花結果，要知道最初的播種耕耘是十分重要的，所謂‘想要千人頭上坐，先在萬人腳下行’，唯有先作眾生的‘牛馬’，才能成為頂尖的‘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