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要向各位報告貧僧的生活衣食住行的關係，雖是閑話，也是讓貧僧的生活情況給各位了解。別的長處貧僧不敢說，對於財富自己並不看在眼中，這是貧僧對自我期許的一點成就。事實上，世間上的窮和富都用金錢來衡量，有錢為富者，無錢就是貧窮。

回顧貧僧這一生，自從哇哇墜地之後，就沒有錢買過新衣服穿。我上有哥哥、姐姐，在幼童時，都是穿他們穿過的衣服。十歲的時候，母親好意說要為我做一套新衣服。衣服做好了，在我過生日的前一天交給我，她說：你明天過十歲的生日，就穿這套新衣服。我非常的歡喜雀躍，就把衣服放在枕頭旁邊，心想明天天亮，我就有新衣服穿了。

時值夏天，夜晚蚊蟲肆虐，我一個兒童不懂，把一公尺多的蚊香，一頭點起來，另外一半放在衣服上，就睡覺去了。到了半夜，蚊香把衣服給燒了，也把我驚醒。就這樣，新衣服沒了，也不敢怨嘆別人，自覺沒有福分可以穿新衣服，也就不去妄想人間的新舊了。

十二歲出家，這是臨時起意，一時沒有衣單可穿，師父就借了師兄的兩套舊衣服給我。我也不以為意，總認為人生能有衣服遮體，還有什麼新舊之分呢？但是師兄穿過的舊衣服，我再穿它，就經常破洞百出。當然我也不敢去跟師父訴說，只有自己到字紙簍裡撿紙，把衣服的破洞糊起來，鞋底破了，就用厚紙板釘起來。我還記得那兩件破舊的衣服，陪我度過了兩個寒暑。有人說，「小孩子屁股有三把火」，怎麼度過那兩個嚴冬的，現在已不復記憶了。

後來命運轉變，若舜老和尚是我的得戒尊長，他圓寂了，師父慈悲，在他的衣單中撿了幾件給我。幸運的是，那許多衣服陪我過了好幾個春夏秋冬，說也奇怪竟不破爛，我才明白，衣服的壽命長短，會因質料有所不同。在我的心裡，除了繼承圓寂長老的衣服，自覺也應該要繼承他的風範，學習他的德行。

衣單貧僧沒有罣礙過，但年輕人的肚子總覺得經常填不飽。棲霞寺是一個窮寺，本來就沒有條件辦學安僧，但由於家師和那許多重要職事熱心佛法，荷擔如來家業，而辦起了律學院。那時候，正在抗戰期中經常鍋裡的水已經滾沸，卻還沒有米可以下鍋，等待著常住的職事到街上賒借一石米糧回來。

當時，一年四季，很少吃到一餐可口的飯食；有時，中午過堂的一飯一菜，菜碗裡的菜葉子很少，浮在湯水上的小蟲子卻很多，說一句過分形容的話，用吃的菜湯去洗衣服，也不會把衣服洗髒。可憐我大概由於沒有油水，每一餐飯食沒有個六、七碗，不會有飽足的感覺。

當時，每天三餐我們吃的都是豆腐渣，豆腐是留給客人吃的。如果豆腐渣在鍋裡炒一炒、烤一烤倒也還好，但我們庫房總務，總是把它放在太陽下曬一曬，然後用鹽拌一拌給我們食用。曬的時候，鳥雀來吃，昆蟲也來分食，到了我們吃的時候，經常摻有鳥雀的糞便、幼小昆蟲的尸體，甚至有時候，臭氣難聞，也只有憋住氣吞它兩口，因為知道人總需要一點咸味。這就是我在棲霞山參學六、七年的歲月。

十八歲貧僧負笈鎮江焦山佛學院，生活大有改善。當時有一句歌謠說：「金山腿子高旻香，常州天寧好供養，焦山包子蓋三江，上海某某寺哩啦腔。」意思是說，你盤腿盤得好，要能夠一坐兩、三個小時之久，才有資格進入金山江天寺禪堂，或者在揚州高旻寺打坐，一支香也要數小時。常州天寧寺三餐的飲食供應有水平，焦山定慧寺每一年要打七個禪七，七七四十九天，晚間的大板香，禪坐一點四十五分以後，會分給每個人一個菜包子。我們年輕的學僧，哪裡懂得什麼參禪悟道？只為了吃那顆菜包子，除了白天的坐禪以外，甘願每天晚上都坐上那支一點四十五分的「大板香」。

在宜興祖庭大覺寺、在南京華藏寺，都是一些辛酸窮困的歲月。但說也奇怪，從來沒有感覺到生活清苦或為僧艱難。偶爾感受到佛法的禪悅法喜，也就讓我們覺得心安理得。

貧僧二十三歲到了台灣，到處掛單，無人接受，承蒙中壢圓光寺妙果老和尚的接納可以住下來。每天無油的高麗菜，吃了一年多之後，實在難以下嚥。所幸，逢新竹青草湖靈隱寺辦學，台灣佛教講習會（佛學院）請我去擔任教務主任。青草湖是一處風景遊覽區，平常遊客很多，有將近兩年的時間，客人吃剩的菜餚，就由我們講習會師生繼續食用。同學們自嘲說，我們吃的都是「蜜絲佛陀」。這是因為那個年代，女士們大都擦「蜜絲佛陀」的化妝品，那些剩下的菜餚裡，自然有脂粉口紅味了。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覺得貧窮，我和學生們說，她們是「蜜絲」（Miss），我們做「佛陀」就好了。既然「我是佛陀」，還有什麼感到貧窮的呢？

我自幼出家，叢林過堂吃的都是一飯一菜，早已過慣簡食生活。有一次，警務處處長陶一珊先生，因為看了我的《釋迦牟尼佛傳》，說要請我吃一餐飯。那時候，我住在宜蘭，我說，我要去高雄經過台北再去看你。後來，他在永和家中擺了滿滿一桌子的菜，說是請餐館送來的，但只有我和他兩個人吃，實在覺得非常可惜。

餐後，我要動身南下，處長特地找人替我買了一張火車票。我環視四週的設備，有床鋪、盥洗設施，一應俱全，我想，那應該是總統乘坐的專用車廂吧。從此，我就不敢再和他來往了。為什麼？這種隆情厚意，實在不是我受當得起的。再說，好因好緣是要承繼於將來的，何必在這一時就把它享受完呢？

貧僧二十六歲到了宜蘭，一生沒有用過電燈的我，忽然在宜蘭市區龍華派的雷音寺這間小廟的佛前，有了一盞每個月繳交台幣十二塊錢的照明電燈，等到晚上九、十點鐘，信徒解散後，我跟佛陀要求，分一些燈光給我。那個時代，民間還不可以私人接電線，電線不夠長，我只有把燈拉到寢室門口，一半可以照亮佛殿，一半可以讓我在裁縫機上寫下《玉琳國師》和《釋迦牟尼佛傳》，但房門就關不起來了。

在此之前，我雖然出版過《無聲息的歌唱》、《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但是並沒有太介意它們的銷路；到了這兩本書，雖然不敢說洛陽紙貴，銷路卻是一直很好，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香港等地，都是幾百本、幾百本地購買。直至如今，這兩本書不但是暢銷書，也是長銷書。

我的經濟因為這兩本書有了些許改善，自覺有些得意，就拿著書到台北重慶南路各家書店，請他們代為流通。沒想到，無論我怎樣央求，那些書店的老闆都不肯接納，他們說得也對，佛書沒有人看，也沒有地方放。甚至我跟他們說，書給你們，賣了錢都歸你，我不收分文。他們還是推辭說，佛書沒有地方放啊！最後，我只有掃興而歸。

貧僧在宜蘭念佛會初期的生活，吃飯的桌子，是由兩片木板臨時組合起來的，中間的細縫，經常讓筷子從縫裡滾下去。湯匙是自己用鐵皮手工敲打做成，質量很輕，微風一吹，都會把湯匙吹落在地上，撿起來還可以用來喝湯。睡覺的床鋪，是由竹子編成的竹床，只要一坐上去，就會吱呀吱呀作響，幾公尺外都能聽到。記得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嚴長壽先生的尊翁嚴炳炎老先生，他非常愛護我們青年，有一次到宜蘭來看我，和我同榻而眠。我告訴他：你可不能翻身哦，不要讓竹床的聲音給外面的人聽到了。前不久，我把此話告訴嚴長壽先生，他也對當時艱難的生活，唏噓感嘆不已。

除此之外，為了上廁所，要走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的路，才能到宜蘭火車站方便一下，至於如何解決盥洗問題，我已不復記憶了。

自從在宜蘭安定下來，三個月後，信徒在監獄買了一張便宜的竹椅給我，我也從長條凳而有了竹椅可坐。從此，我的衣食住行都有了改進。

漸漸的，我在宜蘭成立度化青年或兒童的歌詠隊、學生會、文藝班、兒童班等。那個時候，就有人說我弘揚的是「人間佛教」，我們早上禪坐、晚上念佛，時而講經，時而說法，有心的信徒也都會前來參加，所以我訂出：「行在禪淨共修，解在一切佛法」，把傳統和現代的佛教相結合。

所以，苦，是我們的增上緣，吃苦才能進步，吃苦才有人緣。頭陀苦行、清貧生活，可以長養道心，又有什麼不能接受的呢？

至於外出弘法，我靠著兩條腿，在台灣不知走過多少千百里路。那時候為了節省開支，總是以雙腳代替車輪，行走山線、海線，穿梭鄉間的山路小徑，往往從此地到彼處，花上四、五個小時是常有的事，但我不以為苦，反而覺得走路實在是人生一大享受。

漸漸的經濟稍微舒緩，也買了一台腳踏車代步，或是乘坐火車、公交車，甚至受邀至各地弘法，信徒也會準備交通工具，從過去的黃包車、三輪車，到後來的小汽車、大巴士，一直到現在的輪船、郵輪、飛機、高鐵、磁浮列車等，甚至於到軍中弘法時，我還坐過戰車、坦克車、軍艦、直升機等。

說到汽車，近幾年來，世界各地都有信徒說要送我車，尤其說是名牌的車子，但都被我一一拒絕了。我跟他說，這千萬不行，你送我那麼好的車，要是我外出去辦事，下了車，心裡就老要掛念車子會不會被碰撞，反而成為負擔。曾經有一個信徒不顧我的反對，硬是把車子送到佛光山來，我只有把它交還給常住，讓這輛車用來接待功德主、貴賓們了。

大約三十多年前，佛光山擁有一部九人坐的「載卡多」，每次車子一發動，總是有很多人要跟隨。為了滿大家的願，後來就將它改裝成二十六人坐的車子。奇怪的是，當時這輛車竟也能通過公路局監理所的檢查。

這輛車用了多少年後，該是要「退休」了，總想，它有功於我們，所以一直不忍心讓人家以收購廢鐵的方式把它買走。後來就在佛光山找了一個地方讓它「養老」。

總之，我在台灣上山下海，國內國外，搭乘過的交通工具可以說種類五花八門，可以參閱我在《百年佛緣‧我的交通工具》一文，裡面有詳細的說明。所謂「行船走馬三分命」，貧僧的生命也沒有什麼價值，為了弘法，也顧不了那麼多的安全不安全的問題了。

過去貧僧的衣食住行都已成為過去，現在的已完全非昔日可比。

現在的衣服，都是徒眾替我張羅，春夏秋冬各有不同的厚薄，但幾十年來，無論寒暑我已習慣四季都穿著一樣了。此外，也許多信徒會用衣服跟我結緣，如溫哥華心慧法師送的「萬佛祖衣」袈裟（見圖），但那花花綠綠、五彩的佛衣我又哪敢穿呢？四、五年前，《紅樓夢》曹雪芹先輩任職的江寧織造廠，現今還在南京的雲錦博物館，送了我一件雲錦袈裟，以及韓國頂宇法師送我的金襴袈裟，那麼漂亮、那麼有氣勢，當然我也不敢披搭。現在都已經送到佛光山寶藏館去珍藏了。

至於現在的吃，各地信徒不斷地都有一些水果、餅乾等禮品送給我。我哪裡能吃得了？尤其我罹患糖尿病四十多年，哪裡能吃呢？每次這許多食品送來，我也輪流送給佛光山各個單位，大家平均受用。好在我那許多徒眾、學生都是貧僧，分一點給他們，他們也喜不自勝了。

如今我也已經退居，在佛光山是二線人物了，所以齋堂裡並沒有我的座位。不過，我在開山寮裡，有一個專任侍者每天會準備飯菜給我吃。只是，每當我吃飯的時候，經常有十幾、二十個人不約而同前來趕齋。我就很掛念：這麼臨時，他怎麼能準備出那麼多人的份量呢？

但是我這一位侍者覺具法師，他不但是南華大學的碩士，還真是聰明能幹，多少年來，煮飯燒菜，總是從容不迫。人多，有人多的作法，人少，也有人少的辦法，從來沒有為難過前來趕齋的徒眾。

總之，我對於飲食並沒有特別偏好，即使罹患糖尿病，也沒有特意要求徒眾弄什麼給我吃，若要問我人間美味，應該就屬蘿蔔幹和茶泡飯了。

至於現在的住，在我擔任佛光山住持十八年後，三十年前，第二任住持心平法師為我建了一間開山寮，地方寬大，連庭院大概也有三、四百坪。後來，覺得院子太大，只有我一個人活動實在可惜，於是就把舊的法堂拆除，建了一棟「傳燈樓」，我的法堂開山寮也在這裡。除此之外，傳燈會、書記室、人間佛教研究院等與我有關的單位，共同使用這一棟傳燈樓，有時候佛光山宗委會的宗委們也會在這裡開會。

在佛光山，所有的建築都不是我的，只有傳燈樓是我居住的地方。為什麼名為「傳燈」呢？因為我曾講過，雖然我從佛光山住持的職務退位了，可是師父跟徒弟的關係不能退位，因此，在師徒傳承的「傳燈」關係上，我自是要非常用心的。

不過，住的地方雖然是擴大了，貧僧還是習慣以一張沙發就作為床鋪，或許這也是貧僧的習性吧。記得在六十歲生日的時候，徒眾們刻意地為我張羅一張床，但我從來沒有用過；後來到了美國西來寺也同樣為我準備床鋪，但不管什麼樣子，都因太軟睡不習慣，而寧願睡在地上，就可以一覺到天亮了。諸如此類，都是我在「住」方面的經驗談。

至於現在的行，更是方便了，貧僧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佛光山供應我一部國產車輛，可以坐上七、八個人。事實上，乘坐的人從來沒有少於四個人，無論到哪裡都是滿滿一車。包括慈惠、慈容法師等長老，他們在佛光山身負重要職務，現在也都有自己專用的車輛可以進出，但他們都歡喜搭我的便車，所以我這部車也就經常超載，還曾經坐到十個人以上。雖然貧僧不願意違法超載，人多也沒有辦法，寧可以受罰，也要滿足弟子們想要同行的願望。

關於衣食住行，在貧僧年輕的時候，心中也想過，等到將來有錢，要買什麼衣服、吃什麼東西；真正到了現在，已經有力量能購能買，但已不想在衣食住行上有所計較，隨緣、簡單，就是美好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