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遠大師，唐代蓮宗第三祖，四川漢州（今四川綿竹市）人。大師自幼稟賦聰慧，宿具靈根，少時潛心研習儒家典籍，年歲漸長、閱歷加深，對典籍中的義理漸生疑竇，常生 「驚禮樂之陷阱，覺詩書之桎梏」 的感悟，內心迷惘難釋，不知人生歸趣。直至某日偶聞佛家尊勝真言，頓覺豁然開朗，宿世善根，於焉開顯，遂毅然捨儒從佛，立志尋師參學，求索大道。

承遠大師初於成都，師從唐公學法，後又赴資川（今四川資陽縣）追隨詵公深造。二十四歲時，他離蜀東行，入荊州玉泉寺，依惠真律師剃度出家；後遵師命前往南嶽衡山（今湖南省衡山縣西南），從通相律師受具足戒，並於其座下深入研學經律，奠定堅實佛學根基。

唐天寶初年（公元 742 年），大師聽聞慧日法師已離京赴廣州弘法，當即遠赴拜謁，誠心求法。慧日法師即當朝欽賜 「慈愍三藏」，曾西行印度十三載，遍歷七十餘國，途中歷經艱辛更添厭離之心；抵北印度健馱羅國時，於山中觀音像前絕食禮拜，感得菩薩現紫金色相摩頂開示，自此矢志專弘淨土。見承遠求法懇切，慧日法師諄諄教誨：「不可獨善其身，當以念佛一法自利利他，廣度群生。」 遂授予《無量壽經》，勸令嚴持淨戒、專修念佛三昧。自此，承遠大師頓息諸緣，一心歸向淨業，立下終生弘傳淨土的行願。

天寶元年（公元 742 年），承遠大師返回南嶽衡山，於山之西南岩下結廬而居，取名 「彌陀台」。居處極簡，僅置經像供事；生活更是清苦，飲食隨緣：有人供養則坦然受食，無人供養便以野果草木充飢，甚者採食土石泥沙；衣衫襤褸，唯求蔽體御寒。

大師身形羸弱、面覆塵垢，日常親力負薪挑水，往來操勞。慕名求道者初見之，多誤以為是寺院侍者而輕慢，待打聽後方知竟是大師本人。然承遠大師甘守清貧，萬緣放下，日夜精修般舟三昧，終證念佛三昧，修行中常感極樂聖境現前，道心愈發堅固。

彼時，後被尊為蓮宗四祖的法照大師，正於廬山修持禪定。一日入甚深三昧，神遊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身側侍立一位衣衫襤褸的僧人，遂上前問詢，佛告之：「此乃南嶽承遠法師。」 法照出定後，即刻啟程前往衡山拜謁，見大師容貌身形與定中所見分毫不差，當即悲喜涕淚，誠心折節受教，自此由修禪轉向專修淨土，成為承遠大師門下極具影響力的弟子。承遠大師的德行感召力，由此可見一斑。

承遠大師不僅自身修持精嚴，更以殷殷之心弘法濟世，善順機緣教化眾生。凡有求法者，他必先引導其建立中道正見，再隨根器施以權巧方便之法；為勸勉眾生念佛求生淨土，更親手將淨土經要、彌陀聖號書寫於街巷之間，鐫刻於山岩溪谷之上，苦口婆心，循循善誘。

遠近信眾聞其德業，皆自發背負布帛、砍伐木石，齊心合力為其營建寺院。大師對此既不刻意拒絕，亦不主動營求，任隨信眾發心。寺院落成後，命名為 「彌陀寺」，建寺剩餘的材木與資財，他盡數布施給飢寒交迫、身患疾病的百姓。彼時追隨大師學法的弟子數以萬計，淨土道風自此盛行四方，「南極海裔，北自幽都」，求道者絡繹不絕。

唐代宗時期（公元 763—779 年），法照大師因德行高深被尊為國師，常於朝堂之上向代宗讚歎其師承遠的至高德行。代宗皇帝雖身處京城，仍向衡山方向遙相頂禮，深知大師德行超凡，不可隨意徵召入京，遂特賜彌陀寺 「般舟道場」 之號，以彰顯其道風卓絕。

其後，唐代文學大家、衡州刺史呂溫為大師譔寫《南嶽大師遠公塔銘記並序》（收錄於《呂衡州文集》），永州司馬柳宗元亦作《南嶽彌陀和尚碑》（收錄於《柳河東文集》），二文皆刻石立於彌陀寺側，詳述大師一生行跡，頌揚其不朽德范，為後世留下珍貴記載。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公元 802 年）七月十九日，承遠大師自知世緣將盡，弘法使命已畢，先向弟子們開示教誡，叮囑眾人堅守淨業、廣利眾生；隨後親自灑掃居室，整理衣缽，結跏趺坐於法座之上，恬然面西安詳示寂。大師世壽九十一歲，僧臘六十五年。

弟子們遵其遺願，將遺骸荼毗後，於彌陀寺南崗營建靈塔供奉，以志千古。承遠大師一生專注念佛實踐，不圖著作傳世，未見有文獻留存，然其淨土思想全然融於身教與言教之中：嚴持淨戒、清淨自活，苦修般舟三昧、成就念佛勝果，以自身行持垂范，廣勸眾生念佛往生 —— 這正是大師思想最真切的寫照。

承遠大師以一生清苦堅行，為後世佛子樹立了 「以行證道」 的修行典範。其淨土精神並非僅留存於碑銘與經文之中，更透過無數後學的念佛聲，代代綿延不絕。正如後世讚頌所言：「羸形垢面侍彌陀，般舟苦行世難堪；念佛一法傳淨教，道風四海永流傳。」祖師之道雖歷經千年，仍與彌陀光明相融，照徹今人修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