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高僧印光大師的傳奇一生

印光法師（1861～1940），法名聖量，字印光，自稱常慚愧僧，又因仰慕佛教淨土宗開山祖師——當年在廬山修行的慧遠大師，故又號繼廬行者。

大師俗姓趙，名丹桂，字紹伊，號子任。陝西郃陽（今合陽）孟莊鄉赤城東村人。大師生於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臘月，少治儒學，喜讀程朱之書。清光緒七年（1881），大師二十一歲，出世緣熟，遂於終南山南五台蓮花洞寺出家，禮道純和尚為師。

翌年於陝西興安雙溪寺，依印海定律師座下受具足戒。二十六歲，赴淨土道場紅螺山資福寺念佛，自號繼廬行者以明其志。次年正月朝禮五台，仍歸資福。其間除念佛外，深入研習大乘經典，妙契佛心，逕路修行，理事無礙。

三十歲時，至北京龍泉寺為行堂，三十一歲至圓廣寺，繼續專修念佛法門。光緒十九年至普陀山法雨寺，其後長駐法雨，朝夕閱藏念佛，不求聞達。期間兩度閉關，空諸色相。

大師振興佛教尤其是淨土宗，居功至偉，是對中國近代佛教影響最深遠的人物之一。

大師在佛教徒中威望極高，與近代高僧虛雲、太虛、諦閑等大師是均為好友；弘一大師更是拜其為師，其在當代淨土宗信眾中的地位至今無人能及。圓寂後被尊為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

大師化人無數，最被人稱道的是，無論是誰，只要寫信請教，大師都回信指點迷津，由其回信集結而成的《印光大師文鈔》，被認為是佛教徒尤其是淨土宗信眾的修行寶典。

常懺愧僧

法師是由儒而入佛的；他別號「常慚愧僧」，以此可以窺見他向佛後一生所為。他是從佛道而出，受慚愧心所驅的。一般人陷於重重的罪惡中，善根力非常薄弱；唯有慚愧的重善輕惡，能使人戰勝罪惡，使善根顯發而日趨於增進。印光法師一生無論為法為人，始終循著這種傾向光明的正覺。

法師既自名常慚愧僧，身體力行潛修佛道，直指本心。做事但求無愧我心，本著對自己負責的態度。這樣做的客觀後果，卻使眾生受惠，獨善其身收到了兼善天下的效果。倘若世間為人，皆照此行事，對自己的言行負責，即人間早已成為充滿喜樂清淨的福地，人皆可以成佛了。

言傳身教

法師的行動，身教勝於言教。他把自己數十年來參研佛法的心得體悟都融於日常的一言一行中。

印光法師一生隨遇而安，淡泊清苦，至老不變。他是北方人，喜歡吃饅頭，每次吃飯只有一碗粗菜，吃完以後用饅頭把菜碗擦淨吃光，或者用開水湯洗飯碗。他住在上海太平寺時，有居士請他吃齋，他不去，再三請，他才囑咐只上一盒饅頭，一碗豆腐渣，居士答應照辦，他才赴齋。

在蘇州報國寺時，有一次菜中用的醬油稍好點，他就提出批評。有一次，某居士拜訪他，曾將半杯開水倒進痰盂裡，也受到他的批評。他給人寫信，過好的信紙都不用，都是用國產的毛太紙做信箋。有次寫給別人的信，是用人供養水蜜桃的包皮紙。弟子們有時供養他的禮物，他不是推辭掉不接受，也就是轉送給他人，或是交給庫房，讓大家一起一享受。

他住的房間都是自己打掃，穿的衣服也都是自己洗，一直到79歲高齡還堅持這樣做。有一次他在上海的太平寺，有一居士去拜訪他，卻見他在院子中自己洗衣服。在蘇州報國寺時，真達和尚請他到靈岩山，已經替他備好了轎子，他卻從上山到下山，始終拄杖步行，堅決不肯坐轎。

法師一生都是如此，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不擺一點架子。他自己就曾對人說過：「我不擺架子，也就不怕倒架子。」可見法師為人，有著很強的獨立精神，決不肯徒受別人的恩惠，亦不肯以自己的存在成為別人的負擔，超然於物外。

實幹前行

印光法師注重實幹，不虛張，在情勢緊急需要自己的時候毅然前行。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東邊淪陷，全國民心激奮，紛紛要求抗日。1936年，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與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上海舉行護國息災法會，請法師出關說法，號召全國佛教徒為抗日救國作出貢獻。

法師護國利生的心願非常殷切，欣然允諾，並告訴不用汽車迎送，不請吃齋，不會客。圓瑛法師對此一一答應。法師以76歲高齡帶一位侍者，自己來到上海，每日講法兩小時，聽講的人都非然歡喜地信受，講經期滿之日皈依的人達1000多人。

法師聽說抗戰中綏遠的災情嚴重，把當時所收1000餘人皈依求戒的香儀2900多元都全部捐出，並附上自己原存的1000多元，等法師講經完畢回到蘇州，眾人在車站迎接，請法師上靈岩山上參觀近年的景象，可是法師卻先急著到報國寺把存摺取出將賑款匯出。然後這才和眾人一起登山觀賞。

1926年，長安經過兵災以後，人民的生活非常艱苦，法師就將印行《文鈔》的款項3000元，托國人速速匯往賑濟。法師總急人所急，對社會有所助益。

1935年，陝西省大旱，法師聽到消息後，馬上取出存摺，令人速匯1000元。匯完以後，令人查帳，發現折中所存僅百元，而報國寺的一切需用，都靠這點錢了，法師對此也不介意。

法師把自己的這些行為與保護佛法連在一起，把救助人的實際苦難視為到普渡眾生。法師曾說：「救災即是普渡眾生，亦是保護佛法。」其言詞中愛國愛民之情，是何等的懇切。

圓融無礙

法師對於佛法的理解，絕不脫離世間而虛妄談佛。他啟示弟子的是從「人乘」直達佛乘的一條學佛路線。在他的《文鈔》中有這樣幾句話：「敦倫盡分，閑邪存誡，諸惡莫詐，眾善奉行，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即是從人倫出發，在處理好上下左右關係的同時，盡自己的本分，把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工作或責任做好。法師的話是極平易朴實而又見根本的。

由於法師是由儒而入釋的，所以在用文鈔教導在家弟子時，談佛法而兼談儒學。然這是出於談論之方便，並非是混淆儒佛之間的界限。所以他說：「儒佛之本體，固無二致，儒佛之功夫，淺而論之，亦頗相同，深而論之，則天地懸殊。」又說：「儒佛二教，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

法師有鑒於我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自漢至清2000年來，都以儒學為主流。想要用佛法普度眾生，非現身說法不可。正因為法師援儒入佛，他一以教化儒門弟子，一以維護佛教，苦心孤詣，非菩薩心腸莫能為。

法師勤修佛事，廣著文章。1924年，法師就以「常慚」之名在《佛學叢名》上刊載文章，為讀者嘆服，法師的名字就是從那時開始漸為人知的。

1917年，天津的一位居士將法師給友人的三封信印行，並題名《印光法師信稿》。1918年，該居士又將法師的文稿20多篇在北京印行，題名《印光法師文鈔》。後加上文稿數十篇，合訂成二冊，法師對於佛法的見解遂流行於海內。由於法師的文章佛理深邃，文義典雅，深入淺出，易於理解，故人人爭讀。就連梁啟超讀了法師的文章也備加讚歎，謂「印光大師，文字大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

弘揚淨土

法師一生致力於弘揚淨土宗，他之於淨土宗在全國的勃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師第一次在上海弘揚淨土是1918年，那時他正在揚州刻經院刻印《安士全書》；1919年，法師再次同高鶴年到上海，與簡玉階兄弟及諸居士相見，法師詳細解說淨土法門，簡氏兄弟和其他居士一起授發心供養千餘元作為刊印經書的資助。後簡氏兄弟還創辦了淨土道場——上海佛教淨業社的社址。

1922年，法師因校印經書一事，由普陀到上海，住在太平寺，各方人士來信皈依的很多。由於法師大量印行《安士全書》、《印光法師文鈔》以及淨土經論近百種，宣傳淨土，上海皈依他的人日益增多，淨土宗從此在上海興盛起來。

1922年，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立，提倡淨土的念佛法門。1926年，上海佛教淨業社成立，併發行《居士林林刊》、《淨業社月刊》。法師的淨土宗負由此傳播到全國各地，各地的居士林、淨業社、念佛會、蓮社等居士團體如雨後春筍，勃然興起。

1928年，由於在上海人事日繁，法師遂於1930年結束了在上海校印經書的事宜，於1930年2月離開了普陀山，到蘇州報國寺閉關。走之前，將印行經書之事交給明道法師，1935年，明道法師去世。印此法師以75歲高齡之軀，自任主持流通之事。

法師在報國寺閉關期間，在佛課的餘暇，重新刊行《淨土十要》，增編《淨土五經》，並修寫了普陀、九華、五台、峨眉四大名山的山誌。四大名山誌均於1937年由弘化社出版發行。除此之外，他在閉關期間，刊行增廣文鈔的續編。

印光法師一生弘揚淨土，人人皆知，但是，法師難能可貴之處還在於通宗通教，密護諸宗，這種思想反映在他的三篇重要論文中，即《宗教不宜混濫論》、《淨土決疑論》和《宋版大藏經》。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法師對於禪理也是十分透徹的。他在文章中，針對講經教者每喜談禪宗而指摘時弊，指出禪人誤解。第二篇文章雖名為淨土決疑，內容也是密護禪家宗旨。兩篇論文，都深入淺出，實有發前人未發之處。

他的第三篇《宋版大藏經序》文，指向五宗，「律、教、禪、密、淨，五者名目雖異，理體是一，可專主於一門，不可偏廢於餘法，如由四門而入一城，如以四時而成一歲。其相互維持互相輔助之功，非深悉法源者莫能知。」反映了法師密護諸宗的深意，說明了他的佛學思想是以整個佛學為歸宿的。

攝受弟子

皈依法師的弟子遍及國內外，遠及南洋，不下10萬人。但法師攝受居士弟子，多而不濫。1934年，孫傳芳自天津來函求皈依為弟子，法師沒有收錄，介紹皈依北平的某位法師。

名僧弘一法師很仰慕印光法師的人品道德，敬重他像菩薩一般，想拜他為師，居然拜三次，才終於如願。第一次是來信求拜，印光法師謙辭不收；第二次來信要求拜師，依然不答應收作徒弟；第三次，弘一法師用香火燒自己的臂肉，以「臂香」拜師，這才得到印光法師的同意，收為弟子，共結法緣。隨後，印光法師請弘一來到他身邊住了半個月，言傳身教。

而且，法師教化居士弟子，雖宿儒也不寬容。例如前清老探花馮夢華，曾任安徽巡撫，喜寫草書，平常人認不到一半，他寫信給法師，法師指出他寫的字太草了。後來，他在給法師寫信時，則改用楷書。

嶙峋風骨

印光法師為人坦誠，不圖謀虛名，且風骨嶙峋，他80歲生日時，召集僧眾道友講話：「道友正在為我籌辦80壽辰祝壽活動，感謝大家一片赤誠好意，不必辦了。我個人反對搞祝壽活動。社會上有些人為了顯示權勢，擴張勢力而辦壽，也有些人為積財、為揚名而辦壽，他們都把祝壽引為光榮。

可是我印光以為可恥。」當法師說到「可恥」二字時，面紅耳赤，白髮炸散，聲音洪亮，堂內一片肅穆。

日偽當權之時，日本軍官拿著日本修訂的《大藏經》送給靈岩山寺，有些青年僧人認為是日本人看得起，才把最好的《大正大藏經》送給法師。

可是法師卻委婉地說：「我們這裡的僧眾都是念佛僧人，不是研究經文的僧人，請把你們這麼好的《大藏經》轉送給有關研究人員吧！」法師拒絕了日本軍官的贈送。

法師雖然精通種種佛法，而自行勸人，則專依念佛法門。他的在家弟子，有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和在歐美留過學的。可是對於佛法之哲理，法師絕不和他們一起高談闊論，只是一一勸其專心念佛，這種作風對弘一法師也有很大的影響。

無怪乎弘一法師於1924年在給居士王心湛的一段話中說：「朽人於當代善知識者，最服膺者，惟是法師。」以弘一法師的名望與見解，對印光大師如此崇拜、敬重，足見法師在佛教界的聲名與威望。

安詳逝世

一九二八年，師離普陀，居蘇州報國寺。一九三零年，至靈岩山。誨人學佛，唯主敬存誠，深信因果，念佛求生彌陀淨土。其言如布帛菽栗，未可一日離也。一九四零年農曆冬十月，謂眾曰：「吾老矣！靈岩方丈，不應久懸。」眾推妙真，乃擇日上位。

初選十一月初九，師曰：「太遲了！」再選十一月初四，師謂是日「我自有事」。又復重選十一月初一，師曰：「可矣！」至初一日，師親率眾職事送妙真上位。行禮如儀畢，示微疾。

初四日上午一時三十分，由床上坐起云：「念佛見佛，決定生西。」呼水洗手畢，起立言：「阿彌陀佛來接，我要去了！」即由床沿步坐椅上。侍者云：「未坐端正。」師復自立起，端身正坐，低聲念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