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音義，是彙集解釋佛教經典中難讀難解的字音和字義的著述。它產生的來源有二：首先是為讀習佛典的需要。中國譯經，始於東漢，歷二百餘年迄劉宋時，即已卷帙浩繁，義理豐富。其間古代學者對於各別經典多有註釋，但對於一切經典文字的讀音解義，需有音義專著詳加註釋，方能使學人從音通義，明白了解經論內容。而音義書的出現。就是適應這種需要的。其次是外受小學家的影響。班固《漢書·藝文誌》，列小學凡十家，均屬於字書訓詁之類。漢、魏以來的小學家，有許多有關字學、訓詁、音韻之作，如孔安國、鄭玄的《尚書音》，孫炎、郭璞的《爾雅音》，孫登的《道德經音》等。這不能不給佛家著述以相當的影響。劉宋時，慧叡開始以經中諸字與眾音異旨為材料，著《十四音訓敘》。到了隋唐之際，佛典音義書籍就逐漸多起來了。

　　佛典音義，與一般書籍的音義一樣，有的僅注字音（如道慧《一切經音》，處觀《紹興重雕大藏音》三卷等），有的也兼釋字義（如玄應《一切經音義》等）。從內容方面來分，大致有三類：一、音譯部分的音義，二、義譯部分的音義，三、咒語證音。

　　音譯部分的音義，起源很早。東漢安世高、支婁迦讖、曇果、康孟詳諸人翻譯佛經時，對音譯梵語即加以註釋。其後，吳支謙、西晉竺法護、安法欽、法炬，東晉法顯，齊曇景，姚秦鳩摩羅什等新譯，也有音譯註釋。在這些音譯註釋基礎之上，乃有《道行品諸經梵音解》、《翻梵言》、《翻梵語》等書的出現。這些是早期的佛典音義作品，沒有音義之名，而且只限於音譯部分。其次是義譯部分的音義，這在音義書中佔的份量較多，因為在翻譯佛典的過程中，除了所謂「五不翻」必須用音譯而外，其餘大部分仍以義譯為主。最後是咒語證音，這部分雖不太多，而它的應用價值卻很大，可藉以研究各時代漢語字音，解決音韻學上的許多問題。

　　另外從音義和經典的關係來看，它的內容又可分為三種：一、一經部分的音義，如窺基撰《法華經為為章》等，二、一經全部的音義，如慧苑撰《新譯華嚴經音義》、淨昇撰《法華經大成音義》等，三、一切經音義，如玄應撰《一切經音義》，慧琳撰《一切經音義》等。

　　佛典音義，從體制上看，又可分為三種：一、隨函逐經註解的，如可洪撰《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雲勝撰《大藏經隨函索隱》（今佚）等。二、統一眾經分韻編類的，如行均撰《龍龕手鑒》等，三、統一眾經依文字部首編類的，如處觀撰《紹興重雕大藏音》等。

　　現存音義書中，以玄應與慧琳二家的著作最為重要。

　　玄應撰《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本名《大唐眾經音義》，道宣序及所譔《大唐內典錄》卷五，均用此名。其後《開元釋教錄》卷五著錄此書，改名《一切經音義》。其實此書所注經籍，僅四百四十餘種，未盡全藏。本書將藏經中難字錄出，為之註音釋義，廣引群籍，大都鑿然有據。但有不足之處，如莊炘謂玄應說字「以異文為正，俗書為古，泥後世之四聲，昧漢人之通借，其識僅與孔穎達、顏師古同科」。這些缺點，在其後慧琳書中，始大部分得到糾正。

　　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卷。慧琳為不空三藏的弟子，於顯密教及印度聲明、中華音韻訓詁之學都相當通達。唐德宗貞元四年（788），他年五十二，開始撰《一切經音義》，至唐憲宗元和五年（810），歷二十三年撰成，書中所釋，悉為《開元釋教錄》入藏之籍。始於《大般若經》，終於《護命法》，總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有玄應舊音可用者用舊音，餘則自撰。其釋音多據《韻英》、《考聲》、《切韻》等書，釋義多據《說文》、《字林》、《玉韻》、《字統》、《古今正字》、《文字典說》，《開元文字音義》等書。其有諸書所不備者，則兼采儒經雜史百家之說。所引書籍，達二百四十餘種之多。本書音義精核詳審，前後諸家所作均不能出其右。除有助於讀經註經之外，凡研究儒經諸史疑義，求之於註疏而不得者，也往往可於本書采獲佐證。而且所引書傳皆隋末唐初之本，文字審正，可以校正今本偽脫之失。但本書也間有以古字誤為俗字的；有引《說文》竄改本的訛字而未能改正的，但不過是小疵而已。

　　佛典音義之較早出者有高齊釋道慧所譔《一切經音》若干卷，見《開元釋教錄》卷八（轉引自莊炘撰《唐一切經音義序》），但其書不傳。此外尚有云公撰《涅槃經音義》一卷。慧苑撰《新譯華嚴經音義》二卷。此外有窺基撰《法華經音訓》一卷，太原處士郭迻撰《新定一切經類音》八卷（見日僧智證《請來錄》，今佚），後周霅川西巒行瑫律師撰《大藏經音疏》五百卷（今佚）。後晉漢中沙門可洪撰《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三十卷（《佛祖統紀》卷四十三稱可洪進《大藏音義》四百八十卷，誤）。遼希麟撰《續一切經音義》十卷（凡《開元錄》以後至《貞元錄》之間續翻經論及拾遺律傳等書二百二十六卷，本書都續注了音義）。其次有宋太祖乾德五年（967）釋雲勝（一作文勝）撰《大藏經隨函索隱》六百六十卷（見《佛祖統紀》卷四十三，今佚）。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釋惟淨等撰《新譯經音義》七十卷（見《景祐錄》卷十五，今佚）。南宋處觀撰《紹興大藏經音》三卷，清淨昇撰《法華經大成音義》一卷等。

　　佛典音義在學術研究上還有幾種作用，首先，如玄應《一切經音義》，所引群籍，關於儒經有鄭康成《尚書注》、《論語注》、《三家詩》，賈逵、服虔《夏秋傳注》，李巡、孫炎《爾雅注》。字書有《倉頡》、《三倉》，衛宏《古文》，葛洪《字苑》、《字林》、《聲類》，服虔《通俗文》、《說文音隱》及《漢石經》之屬，皆非世所經見。至於慧琳的《一切經音義》，希麟的《續一切經音義》，證引經、史等古籍更多，且大部分均已遺佚，皆可供學者補輯逸書之用。其次，許氏《說文解字》，乃文字體制兼訓詁之書，在小學中非常重要。二千年來，展轉傳抄，其中偽脫、訛音、錯字、逸句等不一而足，琳、麟二家音義所引，大都可以補正，足供語文學者研究參考。又密咒一部分，因夙重音讀，它的翻譯與註音均經嚴格的選擇，而保存字音比較正確；另一方面梵文的音讀，雖經過長久時間而變化甚少，故以梵文原音為標準，刊定咒語的音譯，對考定譯音時代漢字的音讀提供了便利。凡此均可供音韻學家研究漢語古音參考之用。

　　一切經音義

　　《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唐釋慧琳撰。慧琳（737～820），唐京師西明寺僧，俗姓裴氏，疏勒國人，幼習儒學，出家後，師事不空三藏，對於印度聲明、中國訓詁等，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認為佛教音義一類的書籍，在以前雖有高齊釋道慧撰《一切經音》（若干卷），唐釋玄應撰《眾經音義》（二十五卷），雲公撰《涅槃經音義》（一卷），慧苑撰《新釋華嚴經音義》（二卷），窺基撰《法華經音訓》（一卷）等等，但有的只限於一經，有的且有訛誤。因在各家音義基礎之上，他更根據《韻英》、《考聲》、《切韻》等以釋音，根據《說文》、《字林》、《玉篇》、《字統》、《古今正字》、《文字典說》、《開元文字音義》等以釋義，併兼采一般經史百家學說，以佛意為標準詳加考定，撰成《一切經音義》百卷。自唐德宗貞元四年（788）年五十二開始，至唐憲宗元和五年（810）止，中經二十三年方才完成。後十年，即元和十五年年八十四，卒於西明寺。

　　本書為經典文字音義的註釋之作。它將佛典中讀者與解義較難的字一一錄出，詳加音訓。並對新舊音譯的名詞，一一考正梵音。所釋以《開元釋教錄》入藏之籍為主，兼采西明寺所藏經，始於《大般若經》，終於《護命法》，總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此據景審《一切經音義序》說，實際不足此數），約六十萬言，凡玄應、慧苑、雲公、基師等舊音可用者則用之，餘則自撰。其用舊音之處，也往往加以刪補改訂（其用雲公及基師音義，皆註明刪補，又引用《玄應音義》也多所改訂，如第九卷《放光般若經》卷一「緒，舊作辭呂反，今改用徐呂反」。「甫，舊作方宇反，今改用膚武反」。「俞，舊無反切，今補庾朱反」等等）。本書撰成後，於宣宗大中五年（851）奏請入藏。後經變亂，本書之存於京師者亡佚。後五代時契丹據燕雲十六州時，本書在契丹流行。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高麗國派人來吳越求本書不得。至遼聖宗統和五年（987），燕京沙門希麟繼玄應書，撰《續一切經音義》十卷（就《開元錄》以後至《貞元錄》間，續翻經論及拾遺律傳等書，約二百二十六卷，為之註音解義）。後來遼道宗咸雍八年（1072），高麗國於遼得本書。元至元二十三年釋慶吉祥撰《法寶勘同總錄》，著錄此書，可見元時此書猶存，其後一度亡失。到光緒初年，我國復從日本得到此書，民國元年（1912）始由上海頻伽精舍印行。

　　本書內容精審，非前後諸家音義所能及。它在學術上的影響，有下列幾方面：首先，是對佛教義學的貢獻。佛典繙自梵文，無論是意譯或直譯，均難免有所訛略。且筆受者往往「妄益偏旁，率情用字」，而書寫者又隨便增減點畫，不但「真俗並失」，而且「句味兼差」。加以長期間展轉傳鈔，錯誤更多（如「羯鞞」寫作「鶡鷎」，「鞭[革+亢]」寫作「[革+亢]」，「厞礨」寫作「蓓蕾」、「莇」寫作「薅耡」，「庶幾」寫作「謶譏」，「狎習」寫作「謵」，「被褡」寫作「被闟」等等）。使人多有隔膜。慧琳註釋佛經，一本漢儒小學家以字音釋字義的原則，使人由普通義而明其理。這樣，開元入藏的佛經，由於此書之助，大都可以理解。

　　其次，是在文字學方面的貢獻。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一書，成為訓詁學的標準，惟傳本不一，經後人刊落，偽誤甚多。如用慧琳《音義》對勘，就知後人所刊《說文》中有逸字（如《說文》無「濤」字，而琳《音義》八十三卷，引《說文》云；「濤，潮水湧起也，從水壽聲」）、脫字（如《說文解字後敘》謂說解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胡秉虔氏撰《說文管見》謂說解止十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九字。據此則說解脫漏一萬零七百四十二字，而琳《音義》卷二與卷六《大般若經》癎字注引《說文》云：「風病也。」今說文即脫「風」字）、逸句（如本書卷十三與十四《大寶積經》及《集古今佛道論衡音義》，「桎梏」注引《說文》云：「桎足械也，所以質地也，梏手械也，所以告天也。」今《說文》逸「所以質地也，所以告天也」二句）、刪改句（如本書卷九十八《廣弘明集音義》，「瑤」注引《說文》云：「石之美者也」。徐《說文》改石為玉）、傳寫訛誤的字句（本書卷八十六與九十六《辯正論》及《廣弘明集音義》，甃注引《說文》云：「井甓也」。徐《說文》誤作璧），凡此均可以用慧琳《音義》增補訂正。可見此書在文字學上的價值。

　　復次，是在音韻學方面的貢獻。《說文解字》一書，素為研究古音者的準則。惟《說文》古音經南唐二徐刊定之後，被竄亂者不少，而慧琳《音義》所引《說文》，則能保存古音，可為研究古韻和音讀者之助。唐，宋韻書，多祖陸法言《切韻》一派，《切韻》為六朝舊音，保存於江左，因此唐人稱為吳音。另外還有元廷堅《韻英》及張戩《考聲切韻》一派為秦音。慧琳熟悉關中漢語，所以本書獨取元廷堅《韻英》一派的秦音（王國維據景審序，謂琳音音切依據元廷堅與張戩書，而本書注中卻指明專依廷堅的《韻英》），而不取陸法言一派的吳音，（如本書卷八檛打下注云：「下德耿反，陸法言云：都挺反，吳音，今不取」。如本書卷首音《大唐三藏聖教序》復載二字云：「上敷務反，見《韻英》秦音也；諸字書皆敷救反，吳、楚之音也」。）可見一斑。後世，《切韻》一派的吳音盛行，而《韻英》一派的秦音衰歇，今可藉書上窺往古的關中音系。又本書卷五音玄奘譯《大般若經》第四百十五卷，四十三梵字，悉改舊文，謂奘譯為邊方不正之音，因此擯而不用。這是因為玄奘所學梵文為當時中天竺音系，慧琳所學則為北天竺音系（但慧琳自稱為中天音），故有參差，特加改易（慧琳書對舊翻陀羅尼有梵本可考者，都重新譯過。如《大般若經》護法陀羅尼，《十輪經》護國不退轉心大陀羅尼，《涅槃經》波旬獻佛陀羅尼等。又於《涅槃經》音義附辨悉談十八章）這也是對於梵文音韻研究方面可資之處。

　　本書在國內久已失傳，自清光緒初年復得之於日本，即為學術界所重視。一般學人對它的利用：一為輯佚，二為考史。因為本書所用材料，都是隋唐時代通行的古籍，而且徵引廣博，計經、史、小學書籍共達二百四十餘種。其中所收經部如鄭玄《周易注》、韓康伯《周易注》等，史部如宋忠《世本》、姚恭《年曆帝紀》等，小學部如李斯《蒼頡篇》、趙高《爰歷篇》、《文字典說》、《古今正字》等久已亡佚。所以自本書取回後，會稽陶方琦即利用它輯《蒼頡篇》以補孫星衍之不足。又續輯《字林》以補任大椿之不足。山陽顧震福利用它輯《蒼頡》、《三蒼》、《勸學篇》、《文字集略》四十六種，為《小學鉤沈續篇》（任大椿輯小學逸書二十四種名曰《小學鉤沈》）。此外如汪黎慶輯《字樣》、《開元文字音義》、《韻詮》、《韻英》四種為《小學叢殘》，易碩輯《淮南許注鉤沈》，十之八均取材於《慧琳音義》，十之一取材於希麟《續音義》，採用他書者不過十之一而已。本書還可用以考史。如敦煌發見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首尾殘闕，不知何人所作。羅振玉據本書卷一百所標難字，考知為慧超所譔。近人陳援庵考《四庫提要》惠敏《高僧傳》之偽，利用本書卷八十六考知為慧皎書之前帙，等等皆是。另外本書還保存了一些佚書目錄，如《五天雅言》、《七曜天文經》、《西域誌》、《南海誌》、《崇正錄》、《釋門系錄》、《利涉論衡》、《道氤論衡》、《無行書》，稠禪師《宗法義論》等。

　　本書也有一些粗疏之處。即間有以古字誤為俗字的，有引《說文》竄改本的訛字而未能正其誤的，也有因失檢而自錯亂的（如浮字凡五見，卷七浮囊下注浮附五反，玉篇音扶尤反，陸法言音薄謀反，下二反皆吳楚之音，今並不取。然卷三浮囊下注浮，又用符尤反）。但這些只不過是小疵而已。

　　（田光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