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傳》，或作《梁高僧傳》，十四卷，梁釋慧皎撰。《隋書·經籍誌》雜傳類誤題作釋僧祐撰，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中已有辨正。
　　此書是總傳體。在作者撰述的當時，正是梁武帝崇敬佛教，上行下傚，風靡全國的時候。那時龐大的僧伽隊伍中，能文善辯則享大名，潛修實行為人所忽。其中名僧高德固不乏人，而徒具虛名的也為數不少。作者為了矯正時弊，乃提出「高」字的標準來作為編集本傳的尺度。又從晉至梁，曾出現不少部僧傳，但是在規模上、體例上，還沒有構成完整的、嚴謹的綜合性的傳記。作者在前人已有的基礎上，擷取各家之長，重新規劃，撰成本傳，遂為後來總傳體例的僧傳樹立了典範。同時，作者對於較他略早的寶唱所譔的《名僧傳》，是不太滿意的。他認為名僧未必都有真實的修養和學識，而有真才實學的人又每每不隨俗俯仰，未必能知名當世。因而易「名」為「高」，專門記錄他認為是品德高尚、學識優長的僧人。這種觀點貫串在全部書中，所以在本傳中不止一次的顯現出許多「高隱者」的形象來。而高僧傳的稱號，也即創始於此傳。《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釋家類《宋高僧傳》提要根據《郡齋讀書誌》，以為「高僧傳之名起於梁釋慧敏，分譯經、義解兩門；釋慧皎復加推擴、分立十科」(見卷一百四十五)。實際慧敏即慧皎，敏字乃皎字的筆誤(《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二《宋高僧傳》中考證很詳)。
　　本傳記錄了從後漢明帝永平十年(67)到梁武帝天監十八年(519)四百五十三年間魏、吳、晉、宋、齊、北魏、姚秦九個朝代中高僧的事蹟。著作年代，書中沒有明文。《開元釋教錄》卷六題作天監十八年撰，是不確的。這年是《高僧傳》序文中所稱紀載斷限的最末一年，完成當然需要一段時間。作者譔寫時，曾請當代名士王曼穎審閱義例內容(見《答王曼穎書》)。根據《梁書》南平王偉(卷二十)和江革(卷三十六)、南康王績(卷二十九)的傳，王曼穎的逝世，在天監十八年到普通四年之間，《高僧傳》的撰成，最遲不得遲於普通四年。本書卷十三上定林寺《法獻傳》中有佛牙以普通三年 (522)正月遺失之語，當是本傳實際上最末的紀事，距離完成期間不會太遠，大約就完成在普通三年或四年。這時上距寶唱《名僧傳》完成的年代天監十三年 (514)，相差不到十年。
　　本傳是在已往僧傳的基礎上寫成的一部綜合性的傳記。他批評過去的僧傳，有的偏敘一類，所涉不廣；有的僅舉一方，記錄不全；有的紀事闕略，繁簡不一；有的只錄名僧，高蹈之士多所遺削。所以「嘗以暇日遇覽群作，輙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歷，地理雜篇，孤文片記；並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見序錄)，撰成此傳。就其所引用的著作來看，是極為繁富的。可考知的有：晉竺法濟撰《高逸沙門傳》、晉郗超撰《東山僧傳》、南齊釋法安撰《志節僧傳》、南齊釋僧寶撰《遊方僧傳》、南齊釋法進撰《江東名德傳》、南齊蕭子良撰《三寶記傳》、南齊王巾撰《僧史》、梁釋僧祐撰《出三藏記集》、梁張孝秀撰《廬山僧傳》，梁陸明霞撰《沙門傳》、梁釋寶唱撰《名僧傳》、不詳作者撰《安清別傳》和《於法蘭別傳》、晉王秀撰《高座別傳》、晉康泓撰《道人單道開傳》、宋王微撰《竺道生傳》、宋張辯撰《僧瑜傳讚》和《曇鑒傳讚》(以上僧傳類)。《晉書》(未詳何家)、魏崔鴻撰《十六國春秋》、宋徐爰撰《宋書》、宋沈約撰《宋書》、秦車頻撰《秦書》、燕田融撰《趙書》(以上史籍類)。晉釋法顯撰《佛國記》、晉庾仲雍撰《荊州記》、宋釋智猛撰《遊行外國傳》、宋釋曇宗撰《京師寺塔記》、南齊劉悛撰《益部寺記》(以上地誌類)。晉陶潛撰《搜神錄》、晉朱君台撰《征應傳》、宋王延秀撰《感應傳》、宋劉義慶撰《宣驗記》和《幽明錄》、南齊王琰撰《冥祥記》、梁任昉撰《述異記》(以上雜記類)。不詳作者撰《四十二章經序》、吳康僧會撰《安般守意經序》、晉孫綽撰《正像論》、《喻道論》、《道賢論》、《明德沙門論目》、晉康法暢撰《人物始義論》、晉張野撰《遠法師銘》、晉袁宏撰《羅浮山疏》、晉周顒撰《玄暢碑文》(以上文章類)。此外，象釋道安撰的《綜理眾經目錄》，也曾引用了許多次，可見引用的書籍還不僅如上所述。史料的豐富，所用功力之深，涉及方面之廣，這裡很明顯表現出來。至引用的書中，如《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至十五的僧傳部分，大都融會吸取；如《冥祥記》，引用達二十餘事，也是相當多的(《冥祥記》已佚，由《法苑珠林》及《太平廣記》所引的和本傳對照可知)。另外，《名僧傳》中，有二百一十六人收入本書正傳，七十八人入附見，所採擷處一定更多。
　　本傳綜合已往僧傳的體例，分為《譯經》(三卷)、《義解》(五卷)、《神異》(二卷)、《習禪》、《明律》(共一卷)、《遺身》、《誦經》(共一卷)、《興福》、《經師》、《唱導》(共一卷)十科。在草創時，原只八科，後因宋、齊雜記中很多記錄轉讀、宣唱的事蹟，而且這二種方式在傳教上有它的作用，因加上後二科，足成十數。這十科雖然各有重點，但它們之間也有著聯繫。在組織形式上，這種分類法，要比《名僧傳》的七科分類為整齊全面而有條理。全書著錄正傳二百五十七人，附見二百七十四人，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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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別 │ 1│ 2│ 3│ 4│ 5│ 6│ 7│ 8│ 9│10│ 11 │ 12 │ 13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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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 譯 │ 義 │ 神 │習│明│遺│誦│興│經│唱│
　　 別 │ 經 │ 解 │ 異 │禪│律│身│經│福│師│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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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傳│ 4│ │ │ │ │ │ │ │ │ │ │ │ │ │ │ │ │4
　　漢├──┼─┼─┼─┼─┼─┼─┼─┼─┼─┼─┼─┼─┼─┼─┼─┼─┼─┼─
　　 │附見│ 6│ │ │ │ │ │ │ │ │ │ │ │ │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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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傳│ 1│ │ │ │ │ │ │ │ │ │ │ │ │ │ │ │ │1
　　魏├──┼─┼─┼─┼─┼─┼─┼─┼─┼─┼─┼─┼─┼─┼─┼─┼─┼─┼─
　　 │附見│ 3│ │ │ │ │ │ │ │ │ │ │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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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傳│ 2│ │ │ │ │ │ │ │ │ │ │ │ │ │ │ │ │2
　　吳├──┼─┼─┼─┼─┼─┼─┼─┼─┼─┼─┼─┼─┼─┼─┼─┼─┼─┼─
　　 │附見│ 3│ │ │ │ │ │ │ │ │ │ │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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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傳│ 8│ 7│ │14│15│13│ │ │ 4│ 7│ 7│ │ 1│ 4│ 4│ 2│ │86
　　晉├──┼─┼─┼─┼─┼─┼─┼─┼─┼─┼─┼─┼─┼─┼─┼─┼─┼─┼─
　　 │附見│ 8│ 5│ │22│13│13│ │ │ 1│ 2│ 2│ │ │ 2│ 1│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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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正傳│ │ │ │ │ │ │ │ 2│ │ 1│ 1│ │ │ │ │ │ │4
　　 ├──┼─┼─┼─┼─┼─┼─┼─┼─┼─┼─┼─┼─┼─┼─┼─┼─┼─┼─
　　魏│附見│ │ │ │ │ │ │ │ 2│ │ │ 2│ │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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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正傳│ │ │ │ │ │ │ │ │ │ │ │ │ 1│ │ │ │ │1
　　 ├──┼─┼─┼─┼─┼─┼─┼─┼─┼─┼─┼─┼─┼─┼─┼─┼─┼─┼─
　　秦│附見│ │ │ │ │ │ │ │ │ │ │ │ │ 1│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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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傳│ │ │12│ │ │ │32│ │ │ 4│ 9│ 8│ 7│ 8│ 5│ 4│ 5│94
　　宋├──┼─┼─┼─┼─┼─┼─┼─┼─┼─┼─┼─┼─┼─┼─┼─┼─┼─┼─
　　 │附見│ │ │ 3│ │ │ │45│ │ │ 3│ 2│ 5│ 2│ 2│ │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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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傳│ │ │ 1│ │ │ │ │17│ │ 3│ 4│ 4│ 2│ 7│ 3│ 5│ 5│51
　　齊├──┼─┼─┼─┼─┼─┼─┼─┼─┼─┼─┼─┼─┼─┼─┼─┼─┼─┼─
　　 │附見│ │ │ 1│ │ │ │ │59│ │ 2│ 6│ 3│ │ 7│ 1│ │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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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傳│ │ │ │ │ │ │ │ 8│ │ 1│ │ 1│ │ 2│ 2│ │ │14
　　梁├──┼─┼─┼─┼─┼─┼─┼─┼─┼─┼─┼─┼─┼─┼─┼─┼─┼─┼─
　　 │附見│ │ │ │ │ │ │ │14│ │ 2│ │ │ │ 1│ │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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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正傳│51│ 7│31│41│51│31│23│72│ 4│61│12│31│11│12│41│11│10│500
　　 ├──┼─┼─┼─┼─┼─┼─┼─┼─┼─┼─┼─┼─┼─┼─┼─┼─┼─┼─
　　計│附見│91│ 5│ 4│22│31│31│54│67│ 1│ 9│11│ 8│ 3│21│ 2│ │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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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傳前八科之末有論有讚，末二科纂輯在後，有論有讚。作者說：「及夫討復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讚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恆體：始標大意，類猶前序，末辯時人，事同後議。若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見《序錄》)「論」實際概括了前序和後議，對一科的主旨源流有所闡明，對其中突出的人物也予以評定。另外還透露出作者對某些事物的看法，反映出一些歷史上的情況。如《譯經論》中評論：「頃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墮學之辭。」《亡身論》中評論：「凡夫之徒，拋舍身命，欲邀譽一時，流名萬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於是僶俛從事，空嬰萬苦。」都是針對當時僧人不好學習或妄邀名譽所提出的針砭。
　　卷十四是《序錄》，有序錄和全部目錄，末附王曼穎致慧皎書一篇，慧皎答書一篇。《序錄》和兩篇書札對編寫本傳的意旨，都有所申述，對前代有關僧傳的作品也有所評價，是研究自晉到梁天監末年包括本書在內有關佛教傳記的重要史料。
　　本傳包含了後漢至梁代中葉佛教發展的輪廓和不同行誼人物的面貌，以及佛教思想潮流的發展傾向。尤其《譯經》、《義解》兩科，作者特別重視，著錄人物既多，內容也極繁富。關於翻譯家的事蹟、學派、迻譯的經過、譯品的好壞；以及義解高僧的學識、學說、著作、與當代社會上名士的往來，和對玄學的激揚，都有所記載。另外，對於東來傳譯卑摩羅叉，佛馱跋陀羅(均見卷二)等為法忘軀的精神，西行求法的曇無竭、法顯、智嚴、寶雲、智猛(均見卷三)等不避艱險的事蹟，也是歡喜讚歎竭力加以表揚。對高蹈離俗、遺棄名利、甘心枯槁的帛遠(卷一)、支孝龍、僧度(均見卷四)、竺道壹 (卷五)、道恆、道標、僧肇(均見卷六)等，也予以很高的評價。此外，如求那跋陀羅(卷三)、慧永(卷六)、慧安、道汪、法瑤(均見卷七)、僧遠(卷八)、僧隱(卷十一)、法願(卷十三)等的蔬食，嚴佛調(卷一《支婁迦讖傳》)、朱士行(卷四)、劉元真(卷四《竺潛傳》)、邵碩(卷十)等的仍用俗姓，竺法乘(卷四)、竺法曠(卷五)、於道邃、於法威(均見卷四)等的隨師為姓，竺法雅、支遁(均見卷四)、慧遠(卷六)、曇諦(卷七)、法璦(卷八)等的講授外典，於法開(卷四)、竺法曠(卷五)、佛圖澄(卷九)、法穎(卷十一)等的兼行醫術，反映了天監十二年梁武帝勅斷肉食以前蔬食還不是定製，道安以前僧人的姓氏，及外典與醫療在弘法上的作用，而顯現出佛教在某一時代的精神面貌。復次，此傳所記中印文化的交流，以及中亞的史實和地理情況，都是今日研究古代中西交通史上很珍貴的資料；而研究南北朝歷史，傳中所提供的材料、也可以互相參證。清代學者孫星衍嘗注意及此，他認為此傳「足資考史，地方古跡亦可借證，實為有用之書」(見《善本書室藏書誌》卷二十二)。又說：「《通鑒》宋文帝元嘉十年，沮渠牧犍改元永和，此書《浮陀跋摩傳》作承和，與《北史》同，足資考證。」(見《平津館鑒藏記書籍補遺》)實則足資考史的地方很多。至於《晉書》卷九十五《藝術傳》中佛圖澄、鳩摩羅什、麻襦、僧涉、曇霍、單道開、王嘉諸人的傳，《南史》卷七十六附見寶誌的傳、也都可以和本傳參照。又唐代釋道宣撰《大唐內典錄》，釋智昇撰《開元釋教錄》，都曾大量利用本傳來充實其著作的內容，釋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引用的也很多。
　　本傳受到前代學者廣泛的好評，王曼穎說它是「不刊之筆。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致慧皎書)。費長房認為是「為時所軌」(《歷代三寶紀》卷十一)。道宣說它「文義明約，即世崇重」(《續高僧傳》卷六《慧皎傳》)。梁代藏書家梁元帝為江州刺史時(大同六年至太清元年，540～547)，張綰就曾以此傳為贈(見《金樓子聚書篇》)，其為時人所重視可知。
　　唐釋道宣在《續高僧傳》序中，曾指出本傳的缺點說：「輯裒吳越，敘略魏燕，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采。加以有梁之盛，明德雲繁，薄傳五三，數非通敏，斯則同世相侮，事積由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贍，誰為補之？」因為作者是梁朝人，當時南北分裂，對北朝資料的掌握，自然要受到地域的限制，作者是無能為力的。至於梁僧記錄的不多，則因此傳斷限到天監十八年止，而且生存者不錄。再者梁武帝時代佛教雖發達，但實行潛修的高僧並不多，這也不能歸過於作者。但在個別地方，傳中也還有欠精確之處。如鳩摩羅什的卒年，作者雖加以考證。但仍有錯誤，而應以僧肇撰的《竺羅什誄》(見《廣弘明集》卷二十三)作弘始十五年癸丑(413)為確。另外關於各家的學說，雖然提到，但失之太略，沒有把內容或論點扼要的記錄下來，較之《名僧傳》，這點是有遜色的。
　　本傳的文字典雅流暢，在六朝作品中，也屬上乘。它不但在佛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就是在研究哲學、歷史、文學方面，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蘇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