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來東土，到漢地傳法的多是外國僧人，人們按照中土習慣，並為方便稱呼，往往要給他們起個簡化的音譯漢姓。開始的時候，人們多用這些外來僧人本國或地區名稱中的字作姓，如翻譯《四十二章經》的竺法蘭、竺攝摩騰，翻譯《道行般若經》和《般舟三昧經》的竺佛朔，東晉時與道安法師共同研究禪觀的竺法濟、竺僧輔和竺道護等，都來自天竺，所以「竺」為姓；安世高，本是安息國太子，後出家學道，所以就以「安」為姓；曾在東吳大闡佛法的康僧會來自康居；漢末號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的支讖、支亮、支謙三師徒，以及支敏度等，都是來自大月支；又有帛屍梨蜜多法師，「帛」字是西域某國名的略稱。這是較為早期的外來僧人取姓方法。

到了後來，人們對佛教的認識逐漸深入，開始以「佛、法、僧」三字取為僧人的姓氏。如在南北朝時以傳習上座部禪定著稱的佛馱跋陀，翻譯《華嚴經》的佛度跋陀羅，翻譯《四分律》的佛陀耶舍，還有「現種種神異以弘大法」的佛圖澄等，都是以「佛」取為姓氏的；「法」的梵語是「Dharma」，音譯為「曇摩」或「曇無」，以此取為姓氏的有三國時期到洛陽專弘律藏的曇摩流支，為漢地律學始祖的曇摩迦羅，南朝宋時來建康譯經的曇摩密多，翻譯出《中阿含》、《增一阿含》的曇摩難提，晉武帝時期赴西域求法的曇無竭，北涼時期著名的翻譯大師，《優婆塞戒經》的譯者曇無讖等，都是以「法」取姓的；以「僧」為姓的則有南朝宋時擔任戒師的僧伽跋摩，南朝梁時在楊都譯經的僧伽婆羅，北朝秦時與道安法師共譯《阿毗曇毗婆沙》的僧伽跋澄，以及同時代譯出《阿毗曇論》、《阿含經》的僧伽提婆等，都是取「僧伽」為姓氏。

《避暑錄話》曾雲，「佛法始來漢土，僧猶稱俗姓，或稱竺，或弟子多呼師之姓。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故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屍梨蜜多，故為帛。」這裡指出的是漢地出家人取姓氏的情況，大多跟從師父的姓氏，如支遁拜支謙為師，出家後就姓「支」。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先經過四五百年的民間潛伏期，到南北朝時由佛圖澄在北方開創一嶄新局面，佛教僧團取得合法地位，漢地出家人數驟增。到了澄公弟子道安法師時，開始注意僧團組織的建設工作。據《高僧傳》卷五說，魏晉沙門依師為姓，姓各不同；道安發現原來出家人的姓氏太過混亂，不適宜佛教的統一和發展，就倡言：「佛以釋迦為氏，今為佛子者，宜從佛之氏，即姓釋。」開始大家都有些茫然，等到《增一阿含經》傳譯過來，其二十一品有云：「四大河入海，亦無本名字，但名為海，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為四？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種。於如來所剃除鬚髮，三法衣，出家學道，無複本性，但言沙門釋迦弟子。……是故諸比丘，諸有四姓剃除鬚髮，以信堅固出家學道者，彼當滅本名字，自稱釋迦弟子。」天下僧人乃信服而從之。《易居錄》卷22云：「沙門自魏晉已來，依師為姓。道安尊釋迦，乃以釋為氏。後見《阿含經》云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沙門，皆稱釋種。自是遂為定式。為沙門稱釋之始。」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僧人統一姓氏通稱為「釋」，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文化意義。在中國，「姓氏」是標誌一個家族的符號，天下僧人通稱「釋」，就表明大家都是同一信仰的一家人，這就大大增強了佛教內部的團結與組織的統一。另外，佛教作為外來文化，要在中國生長、流布、發展，必須經過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天下僧人統一姓氏為「釋」，可以視為佛教與中國人民生活相契合的開始，是佛教中國化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從此，佛教對中國的社會生活逐漸有了重大影響，例如僅僅在名字方面，魏晉以來，「號取寺名，詔用佛語，人以僧名，幾若無事可以離佛」。古代以「僧」命名的人也不少，較為著名的如王僧達、王僧虔等，初生嬰兒，父母恐其多病多災，往往要取個僧名作為乳名，或寄養佛寺，或穿僧人衣物，或拜僧人為師，以期佛菩薩加被，消災免難，健康成長，例如隋朝開國皇帝楊堅小時候就曾經寄養於尼寺，拜智仙為師，取名「那羅延」（意為金剛不壞），13歲時才回家。直到近代，中國仍有類似的習俗，「小孩不清吉者，多投寺記名，以和尚道人呼之。」可見這種影響的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