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天台宗，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名詞應該就是「五時八教」，他不僅代表了天台宗的判教思想，同時，藏、通、別、圓四教更是含括一切佛教經典教義，可以說，天台教法的展開，就是以五時八教為脈絡而成的。

五時即是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法華涅槃時；八教則分為化法四教與化儀四教。五時是將佛說法按時間上劃分，八教則是從說法的內容與方式上區別。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大小乘經典相繼被譯成漢文，面對數量龐大，內容不一的經典，中國人通過自己的智慧，將之有系統的整理、判釋，這被稱之為判教，五時八教即是判教的一種。

說到判教，天台不是最早的，早在智者大師之前，就有劉宋時代道場寺高僧慧觀法師根據《大般涅槃經》的牛乳五味以及受南北朝當時流行的頓、漸思想之爭的啟發，創立「二教五時」說，這應該是我國南北朝時最早展開判教的先驅。他將一切經典分為「頓教」、「漸教」兩大類，由「漸教」中又分出五時，以此表示佛陀循序漸進的說法。

此後，諸如地論、攝論等各家論師紛紛展開各自的判教方法，在當時形成一股思潮，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有十家，智者大師在《法華玄義》卷十中將之歸納為「南三北七」。判教，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必然要經歷的過程，智者大師身處南北朝末期，當時各家判教紛紜，受當時判教思潮的影響，不可避免的，智者大師亦對此多有關注，因他所學所修都依於《法華經》，便以《法華經》圓教思想為立足，指出南北十家判教的不足之處，就此建立自家的判教體系。

五時八教的分判，是智者智慧與修學的結晶，思想的形成，最主要的可見於大師所講述的《法華玄義》文中，第十卷他在解釋五重玄義的「教相」章中，為了闡述《法華經》的純圓獨妙，以及方便對《法華經》與其他經典作區別，他提出「教相三意」的說法。

文中說：「教相為三：一、根性融不融相；二、化道始終不始終相；三、師弟遠近不遠近相。」其中在第一根性融不融相中，智者大師依據《大般涅槃經》牛乳五味，用乳、酪、生酥、熟酥、醍醐等五味，來比喻說法的五個階段，這是五時的形成。

又在第二化道始終不始終相中，講述如來說法雖多，但不出漸、頓、不定、秘密四種，這是化儀四教。若再綜合《法華文句》、《四教儀》中所闡述的藏、通、別、圓四教，化法、化儀八教的判教內容也就形成了。

五時八教的名目，在智者的《法華玄義》及《摩訶止觀》等著作原文中也已有談及，如《法華玄義》卷十中，他說：「故次《般若》之後，說《華嚴》海空，齊《法華》也，亦第五時教也。」以及「四教從轉法輪已來，時節節有異，今以轉法輪來八教通之。」

《摩訶止觀》卷七中說「教門綱格，匡骨盤峙。包括密露，涇渭大小，即是漸、頓、不定、秘密、藏、通、別、圓。若得此意，聲教開合，化道可知。」

智者大師的著作中，五時八教的名目雖然已經形成，但並不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真正將五時與八教兩者結合，形成名相，則是從荊溪湛然法師開始。

湛然法師在他的《法華文句記》、《法華玄義釋簽》和《止觀輔行傳弘訣》的著作中將五時八教作為結合名相來使用，如《法華文句記》中：「種種之言，亦不出五時八教」；《法華玄義釋簽》中「五時八教，故云種種」；《止觀輔行傳弘訣》中「乃至五時八教，一期始終」。

湛然法師以後，五時八教就形成固有名詞了，在後來的《天台八教大意》一書中，更是將八教規範化，以頓、漸、秘密、不定為化儀四教；藏、通、別、圓為化法四教，合稱天台八教。

而宋代高麗諦觀法師撰《天台四教儀》，更將五時與五味進行一一相對，認為「是為五時，亦名五味」，同時，還將五時與八教配合，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並說智者大師的判教核心是五時八教，從而將之推向一個高點。

《天台四教儀》中說：「天台智者大師，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一代聖教，罄無不盡。」此後，宋元明清乃至近現代，隨著《天台四教儀》一書的廣泛流傳，五時八教的說法廣為人知，成為天台宗判教思想及教理教義的一個代名詞，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