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師」是我國曆代封建帝王對於佛教徒中一些學德兼備的高僧所給予的稱號。我國高僧獲得國師稱號的，一般以北齊時代(550—577)法常為嚆矢。據《佛祖統紀》卷三十八說，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550)，詔高僧法常入宮講《涅槃經》，尊為國師；國師的名稱以此為始。同時又以沙門法上為大統(僧官)，統治天下僧尼，亦尊為國師。但從唐法琳的《辯正論》卷三「(僧)實國師」的記載看來，則在北周時似已有國師的稱號了。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三述國師稱號的由來說：「自古人君重沙門之德者，必尊其位，異其稱，曰僧錄、僧統、法師、國師。入對不稱臣，登殿賜高座，如是為得其宜。」因此，後來有些學德兼備的高僧，常被當時帝王尊為國師。

　　不過這種國師的稱號，在印度和西域早已流行。《大宋僧史略》卷中《國師》條說：「西域之法，推重其人，內外攸同，正邪俱有。昔尼犍子信婆羅門法，國王封為國師。內則學通三藏，兼達五明，舉國皈依，乃彰斯號。」《中阿含經》卷十五《轉輪王經》記剎利頂生王時：國師梵志巡行國界，……這是婆羅門為國師的例子。又《出三藏記集》卷十一《訶梨跋摩傳序》記載：佛滅九百年時，有個印度外道論師，想阻止巴連弗王崇敬三寶，就到摩竭陀國來活動。王即募境內學折服了這個外道。王及臣民非常高興，即與全國人民奉為國師。《慈恩傳》卷四也說：印度勝軍論師，學德兼備，摩揭陀王很敬重他，便派特使邀請，立為國師。

　　佛教東傳以後，西域也有國師的稱號。如前秦建元十八年(382)時，西域車師前部王彌第來訪長安，其國師鳩摩羅跋提同來，獻胡語《大品般若經》一部(《出三藏記集》卷八《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又高僧鳩摩炎(即鳩摩羅什之父，他從印度到龜茲，娶其王妹而生羅什)，聰明有志節，舍相位出家，東度蔥嶺。龜茲王聞名敬慕，自出郊迎，請為國師(《出三藏記集》卷十四《鳩摩羅什傳》)。此外，漢地高僧也有為當時西域國師的。如隴西高僧法愛，深解經論，兼通術數，為西域芮芮(亦稱蠕蠕或柔然國)國師，俸以三千戶(《高僧傳》卷八《法瑗傳》)。

　　當中國南北朝時代，由於統治者的需要和支持，許多高僧賴以開展活動，佛教獲得很大的發展。當時許多高僧雖沒有國師的稱號，但受貴族王侯崇信，被稱為家師、門師等。特別是在北朝，如魏文成帝奉沙門統曇曜以師禮，孝文帝稱呼《成實論》講師道登為「朕之師」，北涼沮渠蒙遜對於曇無讖，後趙石勒、石虎對於佛圖澄，前秦苻堅對於道安，後秦姚興對於鳩摩羅什等的尊敬，都是相當於國師的禮遇。至北齊文宣帝時，更正式尊稱法常為國師。元代法洪所譔的《帝師殿碑》(1321)說：「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師，惟其道之所存，不以類也。故趙以佛圖澄為師，秦以羅什為師。夫二君之師其人也，以其知足以圖國，言足以興邦，德足以范世，道足以參天地讚化育，故尊而事之，非以方技而然也」(《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

　　南朝陳宣帝，曾以天台智顗為菩薩戒師，隋煬帝也同樣以智顗為菩薩戒師，故有時也號為國師(《僧史略》卷下)。隋煬帝時之智顗(早親南嶽大師，修法華三昧，隱居鐘山)，煬帝屢詔，請問法要，禮為國師(《佛祖統紀》卷九)。唐高祖時之智滿，亦有國師的稱號。唐代三百年間，佛教各宗高僧被尊為國師的很多。禪宗的神秀，歷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皆號為國師。嵩山老僧慧安被稱為老安國師，慧忠被稱為南陽國師，知玄被稱為悟達國師，無業被稱為大達國師。密宗方面，金剛智寂後，謚為灌頂國師。不空為帝灌頂，賜號智藏國師。淨土宗有南嶽法照為代宗時代的國師。華嚴宗的澄觀，於貞元十五年(799)入宮闡說華嚴宗旨，德宗賜以大統清涼國師之號；法藏則被封為康藏國師。祖琇在《隆興編年》卷十五說：「吾釋之盛，莫盛於唐，凡三百年間，以道德為天下宗師者不可悉數。」從以上人物看來，此說是符合事實的。

　　五代時期，雖然戰亂不停，但那些割據一方的小國對於高僧的賜號仍見流行，西蜀後主賜無業為祐聖國師，吳越王以天台德韶為國師，南唐以文遂為國大導師，閩王王審知以鼓山神晏為興聖國師。

　　宋代佛教是禪宗的全盛時代，禪僧獲得賜號者極多，未見有國師的稱號。但日本天台宗高僧成尋於宋時來訪我國，至開封謁見神宗，神宗賜以善慧大師之號；寂後敕葬於天台山國清寺建塔，賜題「日本善慧國師之塔」(常盤大定《日本佛教之研究》二百六十四頁)。

　　遼代崇信佛教，不少僧徒兼任朝廷高官。《契丹國誌》卷八說：「(興宗)尤重浮圖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著名高僧非濁於重熙十八年(1049)為上京管內都僧錄，清寧二年(1056)晉至檢校太傅太尉，賜純慧大師之號。他的老師就是著名的燕京奉福寺圓融國師。圓融名澄淵，著有《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詳集記》十四卷，《科》三卷，稱為燕台奉福寺特進守太師兼侍中國師圓融大師賜紫沙門(《奉福寺尊勝陀羅尼石幢記》，《遼史拾遺》卷十六)。

　　到了金代，國師的名義更見明確。《大金國誌》卷三十六《浮圖》條說：「浮圖之教……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具曰維那。……國師，在京之老宿也，威儀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正紅袈裟，陞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

　　元代的國師，兼有政教的權力；由於朝廷過分寵信喇嘛，造成了許多流弊。元史《釋老傳》記當時帝師的權力說：「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併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其徒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焰熏灼，延於四方。」世祖忽必烈於中統元年(1260)以帕思巴(1239，一說1235—1280)為帝師，授以玉印，統釋教。至元六年(1269)奉敕新制蒙古字(亦稱帕思巴文字)成，升號為帝師大寶 法王，更受賜玉印。至元十七年(1280)以四十二歲(或云四十六歲)入寂，帝極哀悼，賜以「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 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的尊號(《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二)。至元初，設立釋教總制院，命國師管領釋教僧徒及西藏事，同二十五年改為宣政院。其後對於西藏喇嘛特賜或追諡為帝師、國師、三藏國師、灌頂國師者，不勝枚舉。

　　漢族僧人受元朝尊為國師的也有九人，世祖時代的海雲國師(1202—1257)最為著名。海雲名印簡，山西嵐谷寧遠人，道行孤高，為朝野所重，卓錫燕京慶壽寺。太子生時，詔海雲國師摩頂立名。寂後築塔燕京；元初新築京城，監築者謀毀海雲國師塔，兩雉相合，奏帝欲去其塔。帝云：海雲高僧，築城圍之；貴僧之德，千古不磨(其行狀詳載於近年北京市發見的王萬慶撰《大蒙古國燕京大慶壽寺西堂海雲大禪師碑》及《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二、三十五)。大德五年(1301)成宗建大萬聖祐國寺於五台山，詔求開山第一代住持，帝師迦羅斯巴推薦洛陽白馬寺住持華嚴學僧文才(號仲華，1241—1302)，成宗即鑄金印，署他為真覺國師(《佛祖通載》卷二十二)。萬松行秀為金、元兩朝禪宗第一流人物，深受名相耶律楚材等王侯皈依。佛教史籍雖未見他有國師之號，但元代日僧邵元所譔《山東靈岩寺息庵禪師道行碑記》所云：「大萬松雨(秀？)國師下，有雪庭總統，三世而繼其燈，息庵也。」 萬松之為元代的國師也是無疑的(塜本善隆《日支佛教交涉史研究》九十八頁)。天目山中峰明本禪師於至治三年(1323)入寂，敕謚為普應國師。明本於延祐四年(1317)住湖州幻住庵時，著有《幻住庵清規》，在《續藏》本即稱它為《普應國師幻住庵清規》。此外，雲南大理地方的左黎，亦被元朝封為國師。左黎滇西人，至京治成宗手疽，封為國師歸大理(《滇釋記》卷一)。

　　明代之初，朝廷為加強和西藏等民族的聯繫，雖仍沿用元制，封喇嘛為「帝師」、「國師」等尊號，但其聲勢已不如元代之盛。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詔西番、土番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受職賜印，使因俗為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賜玉印及彩幣。自是番僧有封為灌頂國師及讚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王者，俱賜以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永樂五年(1407)，封西僧哈立麻為如來大寶 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其徒孛羅等，皆封為大國師(《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匯考》卷六)。六年，土魯番僧清來入貢，封為灌頂慈慧圓智普通國師。八年，以番僧綿思吉為淨慈妙濟國師，以班丹藏卜為淨覺弘濟國師。十三年，又封烏斯藏的釋迦也失為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等。自永樂一朝受封的西藏喇嘛，有闡化、闡教、輔教、護教、讚善五法王，及二西天佛子，九灌頂大國師，十八灌頂國師(魏源《聖武記》卷五《國朝撫綏西藏記》上)。

　　英宗天順元年(1457)，遞減番僧封號：降法王為大國師，大國師為國師。成化四年(1468)，魏元、康永韶等上書諫言：「今寵遇番僧，有佛子、國師、法王名號，儀衛過於王侯。……又多中國之人習為番教圖寵貴者，伏望資遣番僧使之還國。」成化十二年 (1476)，大學士商輅等又條陳時政說：「閑住番僧，往往自都綱、禪師、升至國師、佛子、法王等，給與金銀印信圖書。其有死亡，徒弟承襲，更求造塔。二者皆侵耗朝廷財物，宜行禁治。」於是革除法王、佛子、國師等稱號。到武宗時，又大優遇喇嘛。正德二年(1507)，升慈恩、能仁、護國三寺禪師為國師，以大慈恩寺領佔竹為灌頂大國師。正德五年(1510)，武宗自稱為大慶法王，並學番語誦番經，所封國師更多。至世宗信仰道教以後，國師的尊號才不多見(《釋教部·匯考》卷六)。但穆宗隆慶三年(1569)，仍有闡化、闡教、輔教三王入貢，詔依洪武之制，令三年一貢(《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明代漢族僧人之得封國師尊號見於記載者，只有洪熙元年(1425)賜釋智光號廣善大國師。《明外史·方技傳》說：「釋子智光，武定人，洪武時奉命兩使烏斯藏、榜葛刺、泥八刺、地湧塔諸國。永樂時又使烏斯藏，迎尚師哈立麻。歷事六朝，寵錫冠群僧。」英宗嗣位，又加號西天佛子。此外，成化間僧繼曉初以邪術獲封法王和國師，後被革去國師為民(《釋教部·匯考》卷六)。又萬曆間相傳漳州閑雲石室高僧樵雲因超度神宗皇太后，獲賜龍袴，俗稱為龍袴國師(念西《龍袴國師傳》)。但從蕅益(《靈峰宗論》卷八之二)所譔《樵雲律師塔銘》看來，樵云不過是一個精持戒律兼修淨業的高僧而已，並沒有國師的稱號。

　　清初世祖敬重禪僧。順治年間(1644—1661)，憨璞性聰、木陳道忞、玉琳通琇等，先後入宮說法，各賜紫衣及尊號。憨璞稱為明覺禪師。木陳稱為弘覺禪師(清《尤西堂集序》及《八指頭陀詩集》八均稱為弘覺國師)。玉琳初稱大覺禪師，繼遣使加封大覺普濟禪師，後又加封為大覺普濟能仁國師，通稱為玉琳國師，是清代漢族佛教中享有國師尊號的唯一僧人。清代雖為喇嘛教的復興時期，但喇嘛被封為國師的並不多見。青海阿噶旺羅布桑卻拉丹，於清初入藏受戒並就學於第五世拉薩大喇嘛等，被認為第十四世章嘉呼圖克圖後，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北京謁見清聖祖，聖祖為建匯宗寺 (東廟、黃寺)於內蒙多倫諾爾，令傳教於內外蒙古；康熙四十五年(1706)，賜「灌頂普覺廣慈大國師金印」。雍正年間，清世宗又為第十五世章嘉於匯宗寺西方建立了善因寺(西廟、青寺)(天純《內蒙黃教調查記》)。清初諸帝對於喇嘛的封號甚為謹慎。乾隆特別制一篇《喇嘛說》刻在雍和宮的四面碑上，那上面說：喇嘛又稱黃教，始盛於元，沿及於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間只封一章嘉國師，相襲至今。注云：我朝雖興黃教，而並無加崇帝師封號者。惟康熙四十五年封章嘉呼圖克圖為灌頂國師；雍正十二年加授章嘉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令住持嵩祝寺。

　　乾隆時代對於章嘉國師雖極禮遇，但章嘉似已不大過問政治。據清禮親王的《嘯亭雜錄》(嘉慶年間出版)關於清字經館的記事說，乾隆三十七年，設清字經館(即滿文藏經館)於西華門內，命章嘉國師綜其事，以達天、運筏等助之，考取滿人謄錄纂修若干員，令翻譯經卷，先後凡十餘年，大藏告竣。章嘉國師，喇嘛黃教高僧，為乾隆帝所優遇，帝嘗以法司案卷命師判決，師合掌答曰：此國之大政，宜由皇上與大臣討論，非方外之人所預也。直到清末，章嘉雖世襲國師稱號，實際上只是在蒙藏地區從事宗教活動而已。(林子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