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光緒年間天津河東有一個地藏庵，庵前有一戶人家。這是一座四進四出的進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曾是同治年間的進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此使李家在當地的聲名更加顯赫了。但是，他為官不久，便辭官返鄉，開始經商。在晚年的時候，他虔誠拜佛，為人寬厚，樂善好施，被人稱為「李善人」。他就是我的父親。

我是光緒六年（1880年），在這個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生我時，我的母親只有20歲，而我父親已近68歲了。這是因為我是父親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雖然父親很疼愛我，但是在那時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為庶子，身份也就無法與我的同父異母的哥哥相比。從小就感受到這種不公平待遇給我帶來的壓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著，也許這就為我今後出家埋下了伏筆。

在我5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了。沒有了父親的庇護，我與母親的處境很是困難，看著母親一天到晚低眉順眼、謹小慎微地度日，我的內心感到很難受，也使我產生了自卑的傾向。我養成了沉默寡言的內向性格，終日裡與書作伴，與畫為伍。只有在書畫的世界裡，我才能找到快樂和自由！

聽我母親後來跟我講：在我降生的時候，有一隻喜鵲叼著一根橄欖枝放在了產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佛賜祥瑞。而我後來也一直將這根橄欖枝帶在身邊，並時常對著它祈禱。由於我的父親對佛教的誠信，使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接觸到佛教經典，受到佛法的熏陶。我小時候剛開始識字，就跟著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親的妻子，學習念誦《大悲咒》和《往生咒》。

而我的嫂子也經常教我背誦《心經》和《金剛經》等。雖然那時我根本就不明白這些佛經的含義，也無從知曉它們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歡念經時那種空靈的感受。也只有在這時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詳！而我想這也許成為我今後出家的引路標。

我小時候，大約是六七歲的樣子，就跟著我的哥哥文熙開始讀書識字，並學習各種待人接物的禮儀，那時我哥哥已經20歲了。由於我們家是書香門第，又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襲著嚴格的教育理念。因此，我哥哥對我方方面面的功課，都督教得異常嚴格，稍有錯誤必加以嚴懲。我自小就在這樣嚴厲的環境中長大，這使我從小就沒有了小孩子應有的天真活潑，也疑我的天性也遭到了壓抑而導致有些扭曲。

但是有一點不得不承認，那就是這種嚴格施教，對於我後來所養成的嚴謹認真的學習習慣和生活作風是起了決定作用的，而我後來的一切成就幾乎都是得益於此，也由此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哥哥。

當我長到八九歲時，就拜在常雲政先生門下，成為他的入室弟子，開始攻讀各種經史子集，並開始學習書法、金石等技藝。在我13歲那年，天津的名士趙幼梅先生和唐靜岩先生開始教我填詞和書法，使我在詩詞書畫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較以前深厚了。為了考取功名，我對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縣學加以訓練。

在我16歲的時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過去所受的壓抑而造成的「反叛」傾向也開始抬頭了。我開始對過去刻苦學習是為了報國濟世的思想不那麼熱衷了，卻對文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戲曲，也因此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票友。在此期間，我結識過一個叫楊翠喜的藝人，我經常去聽她唱戲，並送她回家，只可惜後來她被官家包養，後來又嫁給一個商人作了妾。

由此後我也有些惆悵，而那時我哥哥已經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醫大師了，但是有一點我很不喜歡，就是他為人比較勢利，攀權倚貴，嫌貧愛富。

我曾經把我的看法向他說起，他不接受，並指責我有辱祖訓，不務正業。無法，我只有與其背道而馳了，從行動上表示我的不滿，對貧賤低微的人我禮敬有加，對富貴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對小動物我關懷備至，對人我卻不冷不熱。在別人眼裡我成為了一個怪人，不可理喻，不過對此我倒是無所謂的。這可能是我日後看破紅塵出家為僧的決定因素！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歲月都是在南方度過的，這其中，杭州是我人生道路發生重大轉變的地方。作為一名高校的藝術教師，我在浙一師的六年執教生涯中業績斐然，作為一個諸藝略通的人，那段時期也該算我藝術創作的一個鼎盛期吧；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杭州，我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歸宿，最終步入了佛門。

1912年3月，我接受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次年更名為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務長經亨頤的邀請，來該校任教。我之所以決定辭去此前在上海《洋報》極為出色的主編工作，除了經亨頤的熱情邀請之外，西湖的美景也是—個重要的原因。經亨頤就曾說，「我本性淡泊，辭去他處厚聘，樂居於杭，一半勾留是西湖。」

我那時已人到中年，而且漸漸厭倦了浮華聲色，內心渴望一份安寧和平靜，生活方式也漸漸變得內斂起來。我早在《太平洋報》任職期間，平日裡便喜歡離群索居，幾乎是足不出戶。

而在這之前，無論是在我的出生和成長之地天津，還是在我「二十文章驚海內」的上海，抑或是在我渡洋留學以專攻藝術的日本東京，我一直都生活在風華旋裹的氛圍之中，隨著這種心境的轉變，到杭州來工作和生活，便成了一個再合適不過的選擇。

1918年8月19日，農曆七月十三，相傳是大勢至菩薩的聖誕，我便於這一天在虎跑寺正式剃髮出家了，法名演音，號弘一。

到了9月下旬，我移錫靈隱受戒。正是在受戒期間，我輾轉披讀了馬一孚送我的兩本佛門律學典籍，分別是明清之際的二位高僧蕅益智旭與見月寶華所著的《靈峰毗尼事義集要》和《寶華傳戒正范》，不禁悲欣交集，發願要讓其時弛廢已久的佛門律學重光於世。

可以說，我後來的一切就是從事對佛教律學的研究，如果說因此取得了一點成績，也正是此開始起步的。

對於我的出家，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我為此寫過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對於自己出家的原由與經過作了詳細的介紹，無論如何，這在我看來，佛教為世人提供了一條對醫治生命無常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這使我覺得，沒有比依佛法修行更為積極和更有意義的人生之路。

當人們試圖尋找各種各樣的原因來解釋我走向佛教的原因之時，不要忘記，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正是來自於佛教本身。就我皈依佛教而言，杭州可以說是我精神上的出生地。

有人說我在出家前是書法家、畫家、音樂家、詩人、戲劇家等，出家後這些造詣更深。其實不是這樣的，所有這一切都是我的人生興趣而已。我認為一個人在他有生之年應多學一些東西，不見得樣樣精通，如果能做到博學多聞就很好了，也不枉屈自己這一生一世。

而我在出家後，拜印光大師為師，所有的精力都致力於佛法的探究上，全身心地去了解禪的含義，在這些興趣上反倒不如以前癡迷了，也就荒疏了不少。然而，每當回憶起那段藝海生涯，總是有說不盡的樂趣！

記得在我18歲那年，我與茶商之女俞氏結為夫妻。當時哥哥給了我三十萬元作賀禮，於是我就買了一架鋼琴，開始學習音樂方面的知識，並嘗試著作曲。後來我與母親和妻子搬到了上海法租界，由於上海有我家的產業，我可以以少東家的身份支取相當高的生活費用，也因此得以與上海的名流們交往。

當時，上海城南有一個組織叫「城南文社」，每月都有文學比試，我投了三次稿，有幸的是每次都獲得第一名。從而與文社的主事許渙元先生成為朋友，他為我們全家在南城草堂打掃了房屋，並讓我們移居過去，在那裡我和他及另外三位文友結為金蘭之好，還號稱是「天涯五友」。

後來我們共同成立了「上海書畫公會」，每個星期都出版書畫報紙，與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仁們一起探討研究書畫及詩詞歌賦。但是這個公社成立不久就解散了。

由於公社解散，而我的長子在出生後不久就夭折了，不久後我的母親又過世了，多重不幸給我帶來了不小的打擊。於是我將母親的遺體運回天津安葬，並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帶回天津，我獨自一人前往日本求學。在日本我就讀於日本當時美術界的最高學府——上野美術學校，而我當時的老師亦是日本最有名的畫家之一——黑田清輝。

當時我除了學習繪畫外，還努力學習音樂和作曲。那時我確實是沉浸在藝術的海洋中，那是一種真正的快樂享受。我從日本回來後，政府的腐敗統治導致國衰民困，金融市場更是慘淡，很多錢莊、票號都相繼倒閉，我家的大部分財產也因此化為烏有了。我的生活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樣無憂無慮了，為此我到上海城東女校當老師去了，並且同時任《太平洋報》文藝版的主編。

但是沒多久報社被查封，我也為此丟掉了工作。大概幾個月後我應聘到浙江師範學校擔任繪畫和音樂教員，那段時間是我在藝術領域裡馳騁而瀟灑自如的日子，也是我一生最忙碌、最充實的日子。

如果說人類的情慾像一座煤礦，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方式將自己的慾望轉變為巨大的能量，而這種轉變會因人而異，有大有小、有快有慢、有遲有早。我可能就屬於後者，來得比較緩慢了。

導致我出家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不乏小時候的家庭熏染，而有一些應該歸功於我在浙江師範的經歷。那種忙碌而充實的生活，將我在年輕時沾染上的一些所謂的名士習氣洗刷乾淨，讓我更加註重的是為人師表的道德修養的磨煉。

因此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靜和平淡，一種空靈的感覺在不知不覺中升起，並充斥到我的全身，就像小時候讀佛經時的感覺，但比那時更清澈和明朗了。

民國初期，我來到杭州虎跑寺進行斷食修煉，並於此間感悟到佛教的思想境界，於是便受具足戒，從此成為一介「比丘」，與孤燈、佛像、經書終日相伴。如果談到我為何要選擇在他人看來正是名聲鵲起、該急流勇進的時候出家，我自己也說不太清楚，但我記得導致我出家決心的是我的朋友夏丏尊，他對我講了一件事。

他說他在一本日本雜誌上看到一篇關於絕食修行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幫助身心進行更新，從而達到除舊換新、改惡向善的目的，使人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他還告訴了我一些實行的方法及注意事項，並給了我一本參考書。

我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總想找機會嘗試一下，看看對自己的身心修養有沒有幫助。這個念頭產生後，就再也控制不了了，於是在當年暑假期間我就到寺中進行了三個星期的斷食修煉。

修煉的過程還是很順利的。第一個星期逐漸減少食量到不食，第二個星期除喝水以外不吃任何食物，第三個星期由喝粥逐漸增加到正常飲食。斷食期間，並沒有任何痛苦，也沒有感到任何的不適，更沒有心力憔悴、軟弱無力的感覺。反而覺得身心輕快了很多、空靈了很多，心的感受力比以往更加靈敏了，並且頗有文思和洞察力，感覺就像脫胎換骨過了一樣。

斷食修煉後不久的一天，由一個朋友介紹來的彭先生，也來到寺裡住下，不成想他只住了幾天，就感悟到身心的舒適，競由主持為其剃度，出家當了和尚。我看了這一切，受到極大的撞擊和感染，於是由了悟禪師為我定了法名為演音，法號是弘一。

但是我只歸依了三寶，沒有剃度，成為一個在家修行的居士。我本想就此以居士的身份，住在寺裡進行修持，因為我也曾經考慮到出家的種種困難。然而我一個好朋友說的一句話讓我徹底下了出家為僧的決心。

在我成為居士並住在寺裡後，我的那位好朋友，再三邀請我到南京高師教課，我推辭不過，於是經常在杭州和南京兩地奔走，有時一個月要數次。朋友勸我不要這樣勞苦，我說：「這是信仰的事情，不比尋常的名利，是不可以隨便遷就或更改的。」我的朋友後悔不該強行邀請我在高師任教，於是我就經常安慰他，這反倒使他更加苦悶了。

終於，有一天他對我說：「與其這樣做居士究竟不徹底，不如索性出家做了和尚，倒清爽！」這句話對我猶如醍醐灌頂，一語就警醒了我。是呀，做事做徹底，不乾不淨的很是麻煩。於是在這年暑假，我就把我在學校的一些東西分給了朋友和校工們，僅帶了幾件衣物和日常用品，回到虎跑寺剃度作了和尚。

有很多人猜測我出家的原因，而且爭議頗多。我並不想去昭告天下，我為啥出家。因為每個人做事有每個人的原則、興趣、方式方法以及對事物的理解，這些本就是永遠不會相同的，就是說了他人也不會理解，所以乾脆不說，慢慢他人就會淡忘的。

至於我當時的心境，我想更多的是為了追求一種更高、更理想的方式，以教化自己和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