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簡稱《至元錄》，十卷，元代釋慶吉祥等撰。

　　至元年間，元世祖「見西僧經教與漢僧經教音韻不同，疑其有異，命兩土名德對辯，一一無差。帝曰：‘積年疑滯，今日決開’。」(見《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引《弘教集》)由此有法寶勘同之舉。此事系至元二十二年(1285)開始，即本書敘錄所說：「大元世主……諭釋教總統合台薩裡，召西蕃板底答、帝師拔合思八高弟葉璉國師、湛陽宜思、西天扮底答尾麻囉室利，漢土義學亢理二講主慶吉祥、及畏兀兒齋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壓孫、安藏等，集於大都大興教寺，各秉方言，精加辯質。自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頂踵三齡，詮讐乃畢。」於是「復詔講師科題總目，號列群函，標次藏乘，互明時代，文詠五錄(即指引用的唐代《開元釋教錄》、《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宋代的《大中祥符法寶錄》、《景祐新修法寶錄》、元代的《弘法入藏錄》)，譯綜多家」，而成本書。本書的主要內容因系對勘漢文藏經和藏文藏經的異同，所以題名作「勘同總錄」。

　　本書卷首列有慶吉祥為首的編修、執筆、校勘、校證、譯語、證義、證明諸人的銜名，共二十九人。慶吉祥等十五人系漢僧(名字下帶有吉祥字樣，當是受其時藏僧常以吉祥命名的影響)。其中演吉祥本名定演，事蹟見趙孟頫所譔的《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融大師演公塔銘》(《松雪齋文集》卷九)。又元廷官吏五人中，迦魯拿答思和安藏在《新元史》卷一百九十二中有傳。

　　本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總敘，標示本書的緣起和大綱，又分四科：第一是「總標年代，括人法之弘綱」，簡單地記錄自後漢明帝永平十年(67)到元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二個朝代譯出三藏的部數和卷數。第二是「別約歲時，分記錄之殊異」，列載後漢到元五個階段中譯人和傳譯經典的數字。第三是「略明乘藏，顯古錄之梯航」，著錄《開元》、《貞元》、《祥符》、《景祐》、《弘法》等錄所記的經律論部卷數目。第四是「廣列名題，彰今目之倫序」，標明本書的分類和部卷數目。第二部分是本書的正文，文前有一段說明：從有翻譯以來經律論等的卷目、年代、譯人事蹟等在《開元》等錄中，已有記載，對於這一方面即不再詳述，而只按類分載各經。

　　本書的分類是按契經(經)、調伏(律)、對法(論)三藏，每藏又分菩薩和聲聞二乘，末尾有聖賢傳記錄。在菩薩契經藏中分顯教大乘經和密教大乘經二類。顯教大乘經中又分《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諸大乘經六部；密教大乘經中又分秘密陀羅尼和儀軌二部。在菩薩對法藏中分大乘釋經論和大乘集義論二類。聖賢傳記也分梵本翻譯集傳和東土(指漢地)聖賢集傳二類。這種分類法，大致是依據《開元釋教錄》。如關於菩薩契經藏以《般若》部居首，小乘契經藏以《阿含》居首，及聖賢傳記所包括的內容等的說明都是照《開元錄》原文迻錄。只是把密教和顯教分列，則是本書所獨具。自唐宋以還，密部教典翻譯日多，附列在顯教經籍中已不易包容，同時，藏傳佛教在元代極為朝廷所重視，把密教和顯教併列，正反映出密教在當時佛教中的地位。也有可能，顯密併列是受藏文藏經目類歸類的影響。例如現存的古錄登迦目錄，在大乘經、小乘經而外，另列「秘密呾特羅」一大類。後來的藏文經錄，一般也是分為經部和續部，因而為《至元錄》所採用。茲將本書的分類和經典部、卷數目(依實際數目)表列如下：

┌般若部─── 40部 794卷┐
│寶積部─── 84部 177卷│
┌顯 教┤大集部─── 27部 156卷├ 535部┐
│大乘經│華嚴部─── 31部 239卷│2304卷│
┌菩薩契│ │涅槃部─── 6部 59卷│ │ 885部┐
│經 藏┤ └諸大乘經──347部 879卷┘ ├2945卷│
契經藏┤ │密 教┌秘密陀羅尼─261部 527卷┐ 350部│ ├1176部 3656卷
│ └大乘經┤ ├ 641卷┘ │
│ └儀軌──── 89部 114卷┘ │
└聲聞契經藏─────────────────281部 711卷┘

┌菩薩調伏藏───────────────── 28部 56卷┐
調伏藏┤ ├ 98部 564卷
└聲聞調伏藏───────────────── 70部 508卷┘

┌大乘釋經論─ 21部 157卷┐
┌菩薩對法藏┤ ├117部 631卷┐
對法藏┤ └大乘集義論─ 96部 474卷┘ ├155部 1339卷
└聲聞對法藏────────────── 38部 708卷┘

┌梵本翻譯集傳───────────── 95部 231卷┐
聖賢傳記┤ ├214部 1607卷
└東土聖賢集傳─────────────119部 1376卷┘

　　本書的組成是以《開元錄》所載為骨幹，再以《貞元》、《祥符》、《景祐》、《弘法》等錄所載補充，故引用《開元錄》經目所佔比重量大，約近四分之一。

　　本書是以藏文大藏經目錄，對勘漢文經藏(見卷首釋淨伏序)，凡是有漢譯本同時也有藏譯本的，很多將梵文原名用漢文音譯註在經名之下，作者在《般若》部的梵名下發凡起例說：「今此總錄，於題目內間有一二所以安梵名者，自來三藏但以梵文譯為華言，所以不存梵名。間有存者，於五義中亦有具一二義故不翻者也。今因與蕃相對，隨彼蕃雲有無記錄，有者著之，無者仍舊。或有的對，或約蕃義，不可一準也。義學高德善二音者，請勿疑矣。」(卷一)這是因為藏文翻譯的經典，卷首大都保留著梵文原名的音譯之故。漢文與藏文譯本有不同之處，則勘其同異，加以註明。如《大般若經》第一會下加註：「此會經與蕃本《十萬頌般若》對同。」小注，「此會比西蕃本多‘常啼’、‘囑累’、‘法湧’三品，其蕃本卻在第五會中」。又在同經第五下加註：「此會經與蕃本《八千頌般若》對同。」小注「此會比蕃本少‘常啼’、‘法湧’、‘囑累’、‘慈氏所問’四品，前三品卻在前第一會中‘慈氏所問品’全闕」(均見卷一)。又如《大集會正法經》下註：「此經與蕃本相對，彼經稍少」(見卷二)。《華手經》下註：「亦名《攝諸善根經》，此名與西蕃本同」(卷三)。這些校勘，對於研究漢藏教典是很好的資料。在校勘過程中，也提出一些問題，如《大方等大集經》下注說，「梵文雲，此《大集經》一十一分，四十八品，品局當部，分及支派。今勘本經總有八品三分，於三分中曲分二十八品，共成三十六品。雲四十八，未詳所以」(卷二)。這還有待於後人的研究。至於某些藏文譯本有疑問的經，如《仁王護國般若經》(見卷一)、《觀虛空藏菩薩經》(見卷二)、《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卷六)，都註明「蕃疑，析辨入藏」等字樣。

　　本書著重在漢藏對勘，著錄的典籍方面，唐以前同於《開元》、《貞元》二錄，宋代同於《祥符》、《景祐》二錄，所增補的不多。著錄遼代、元代的譯述，僅只慈賢、思孝、非濁、八思拔、安藏等數人。但是本書所徵引的《祥符錄》、《景祐錄》，現只存殘本，《弘法入藏錄》久已失傳，從本書中還可以了解三錄的內容。　　本書在對勘漢文藏文方面，雖大力進行，但存在一些疏漏的地方。第一，同本異譯的經，因為立名不同，有的則注「蕃本有」，有的則注「蕃本闕」，而表現出自相矛盾。如《大寶積經》第十二《菩薩藏會》，注雲「與蕃本同」(卷一)，《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雖註明與上經同本，但卻說「蕃本闕」(卷四)；又如《大乘日子王所問經》，註明與《優填王經》同本(卷四)，《優填王經》即《大寶積經》第二十九《優陀延王會》，注雲 「此會與蕃本同」(卷一)，而《大乘日子王所問經》卻注「蕃本闕」(卷四)。第二，有些同本異譯的經，沒有勘出，因而在加註藏文本有無上也不一致。有如《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與《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注雲「同本異譯，蕃本闕」(卷三)，而《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則注雲「與蕃本同」(卷四)，不知此三經原系同本異譯。又如《善法方便陀羅尼經》與《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經》、《護命法門神咒經》，注雲「同本異譯，蕃本闕」(卷五)，又如《延壽妙門陀羅尼經》則注雲「與蕃本同」(卷六)，不知此四經原系同本異譯。第三，有的經不是同本，誤作同本，如《妙法聖念處經》下注「與《大寶積經》第四十三《普明菩薩會》同本」(卷四)，實際是錯誤的。第四，在對勘藏文本時，常常依據書名判別有無，而實際不然。如《阿毗達摩集論》、《雜集論》，皆注「蕃本缺」(卷八)，而實際皆有藏文本。又如《觀所緣論護法釋》，注「蕃本同」(卷九)，而實際缺藏文本。這類例子很多。第五，在梵名經題上，也間有錯誤。如《大寶積經》第二十九《優陀延王會》，梵題作「阿唎亞　烏答亞拿　哇忒薩　阿囉紮　拿麻　八哩　哇哩怛　八哩巴哩赤」(卷一)，後半應作「八哩巴哩赤拿麻巴哩哇哩怛」。《優填王經》與上經同本，梵題作「阿唎亞　烏達牙拿　哇忒薩　阿囉紮　拿麻八哩瓦八哩巴哩赤　囉答」(卷一)，後半也應作「八哩巴哩赤拿麻八哩瓦囉答」。又如《大方廣佛華嚴經》，梵題作「晡怛 阿瓦怛薩甘　拿麻麻訶布嚕亞　摩訶衍那　蘇怛囉」(卷二)，摩訶下脫vai字之音譯。另外有的梵題和漢譯經名配合錯誤：如《大寶積經》第十五《文殊師利授記會》，注雲「蕃本闕」，然第四十六會《文殊說般若會》的梵題「阿唎亞　曼殊師利　哺怛　乞室怛囉　孤拿　尾喻訶　拿麻　摩訶衍那　蘇怛唎」(卷一)，正是第十五會的梵名，而不是第四十六會的梵題。又如《般舟三昧經》與《拔陂菩薩經》、《大方等大集賢護經》是同本異譯，注說「蕃雲對同，未見其本」(卷二)，所以沒有梵名，但是《大方等檀特陀羅尼經》的梵題「阿唎亞　缽拿　帝烏都巴拿哺怛三穆迦　阿瓦思滴怛　三麻帝拿麻　麻訶衍拿　蘇怛囉」(卷五)，就是《般舟三昧經》的梵名，與《大方等檀特陀羅尼經》則毫無關係，都是對勘誤解所致。最後第六，在譯人方面，也間有錯誤，如《文殊師利一百八名梵讚》作施護譯，《聖觀自在菩薩梵讚》作法賢譯(卷十)，但在《祥符錄》卷七上都作法天譯。此外，誤題、漏注或重複之處尚多。

　　漢藏佛典的對勘，本是艱鉅的事業，在當時政府的主持下，集合了許多漢藏有名的專家來工作，經過三年的時間，完成了這部巨著，對於佛教經典目錄的整理研究，有其一定的作用。本書保存下來的經論梵名譯音，可供語言音韻學家作參考，所勘藏文經典的有無，也是研究古代藏族佛教有價值的資料。後世在經典分類上，以密教獨立為部，如明寂曉的《釋教匯目義門》，智旭的《閱藏知津》，都是受本書的影響。

　　本書在清代乾隆年間(1736～1795)，工布查布著藏文本《漢土佛教史》曾抄譯本錄為其最後一部分。又1883年日本南條文雄英譯《大明三藏聖教目錄》，也曾利用本錄，註出各書的梵文原名。由此可見本錄應用之廣。

　　(蘇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