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譔集的宗旨,據作者在自序中說,是因為佛教傳入中國以來,道教人士時有異議,為了明辨是非,作者才「商榷由來,銓衡敘列」,撰成此書,名之為《佛道論衡》。
據《新唐書·藝文誌》所載,道宣著述有二十二種,其中與本書最有關係者為《廣弘明集》。《廣弘明集》分十篇,第一《歸正篇》與第二《辯惑篇》收集歷代佛道爭論有關的文獻。本書第一、二卷所收唐代以前的文章多半是內容相同的。從份量上看,幾佔本書全書五分之二。其次與本書有關係者,為《續高僧傳》。本書部分材料亦有采自《續傳》而稍加補充的。
佛法從後漢明帝時傳入中國,到唐高宗麟德年間,約六百年,其間佛道爭論的事情很多,本書但錄其有代表性的事件或言論三十篇(附錄未算在內)。第一卷錄後漢明帝時事一篇,三國吳主孫權時事一篇,元魏時事一篇,劉宋文帝時事一篇,元魏明帝時事一篇,梁武帝時事一篇,北齊文宣帝時事一篇,共七篇。附錄曹植、孫盛等論文三篇。第二卷錄北周武帝時事三篇,北周宣帝時事一篇,隋文帝時事二篇,共六篇。第三卷錄唐高祖時事三篇,唐太宗時事七篇,共十篇。第四卷錄唐高宗時事七篇,附錄道士郭行真舍道歸佛文十六章。
本書四卷,現存宋、元、明各刻本,一般都以唐高祖、太宗時十事為第三卷,高宗時七事為第四卷,郭行真舍道歸佛之文附於末尾。惟北宋初刻本及麗藏初刻本失第三卷,誤以第四卷當之,又誤以郭行真舍道歸佛文十餘段補為第四卷。但麗藏再刻本即已改正。
本書所收有關佛道論爭的問題,有些是在《弘明集》、《廣弘明集》中就已提過的,有些是只在本書中才見到。其中重要的如:一、佛道二教的夷夏問題,《牟子理惑論》中早已提到(見《弘明集》卷一),在南北朝時一直是作為道教反對佛教的口實,北周武帝滅佛即以「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為主要理由,雖經慧遠抗辯,終無濟於事(見本書卷二)。二、佛道二教的真偽問題,道士以華夷不同來攻擊佛教,佛徒則以為當時的道士是「黃巾之餘」、「妄托老君之教」,用以還擊道士(見本書卷三)。三、佛道地位先後問題。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關於名位次第的問題就與道教有爭執。李唐王朝為了鞏固其統治,自稱是道教祖師老子李耳之後,在三教名位次第上極力抬高道教。高祖武德八年下詔說:「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時勝光寺沙門慧乘與道士李仲卿等在國學中對此問題爭辯得很激烈。後來貞觀十一年太宗又下詔說:「殊俗之典,郁為眾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於茲累代。……自今以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沙門智實還因抗命被放還(見本書卷三)。玄奘於入滅前幾年為此事表陳高宗。高宗也沒有聽從他的請求(見《慈恩傳》卷九)。但不到五十年,天授二年(690)則天武后便改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見《舊唐書》卷六)。
以上爭論的問題,在佛、道兩教歷來都很重要,至於涉及兩教教理的爭論,在本書談到只有兩次。一次是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詔令玄奘譯《老子》為梵文,玄奘與道士蔡晃等辯論道與菩提的異同。玄奘以「末伽」譯「道」,而說老子為存身存國之說,與佛教理致不同。又一次是顯慶三年高宗召佛、道二宗到宮中詳述名理,道士李榮立道生萬物義,沙門慧立反駁他以後,標出佛法是以因緣為宗。這兩個命題表現出兩家不同的論點。
本書保存了許多思想史料,例如第四卷收集了唐初佛、道交涉事件七樁,《廣弘明集》中未曾收錄,而亦不見於他書。再如玄奘翻譯《老子》與道士等論議一事,就較《續高僧傳·玄奘傳》所載詳細,這都是很有價值的記載。不過本書有些史料如《漢法本內傳》等,顯系偽造,而道宣未加以鑒別,這未免是缺點。
道宣入滅後約五十年,唐玄宗開元年間,西崇福寺沙門釋智昇又撰《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它對道宣之作稍加補充,現不贅述。
(田光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