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我的外婆劉氏。抗戰初起，她被日軍火燒、刀砍、推入江中，所幸都能不死，她對我說：‘面臨死亡，不要驚慌！’後來，我多次在死亡邊緣遊走，從不驚慌，外婆的話，對我影響最大。

常有人問我對於生死的看法，我這一生走遍五湖四海，雖然慚愧鮮少建樹，然自忖對於佛教事業總是戮力以赴，因此每天都生活得法喜充滿，最難得的是：我曾經多次面臨死亡。對於生死，我從外婆的話裡體悟到的是：生，未必可喜；死，亦未必可悲。

記得小時候既膽大又頑皮，有一次路過一條大水溝，我想一躍而過，沒想到卻陷入水溝裡，一個碎玻璃瓶口穿足而過，將腳丫子截成兩半，頃刻間，鮮血如注，我隨手撕開衣角，胡亂包紮一番，回去也沒有看醫生，過了些時候，居然自己癒合起來。回想當時因為年紀太小，外婆的話、外婆的勇敢精神，讓我不懂得害怕，覺得死了也沒什麼了不起。

家鄉每逢嚴冬必定下雪，連河川都凍結成冰，我經常和哥哥在雪地裡玩耍，在冰河上溜冰。八歲那年的春節前夕，我獨自在冰河上散步，忽然看到不遠處有一枚雪白的鴨蛋，心想把它撿起來，再走向前一看，原來只不過是冰塊即將破碎的白印而已。正想轉身離開時，一隻腳已經踏入溶冰，剎那間，整個人就掉進了冰窟，怎麼奮力也爬不上來。這時，我全身冰冷，以為這下應該是沒救了，不知過了多久，我竟然像遊魂似的，在寒風中站在家門口敲門，哥哥應聲開門，問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這才發覺自己全身都結滿了冰塊，至於是如何從冰窟中上來的，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家人一再追問，才憶起在朦朧中似乎有一位老婆婆送我回到家門。

中日戰爭爆發那年，我才十一歲，對於生死開始有了些微體認。那時，處處烽火瀰漫，當前線不斷傳來勝負傷亡的消息時，在後方的我們，也無時無刻不是在槍彈的威嚇下過一天算一天。常常天還沒亮，蘭花會、大刀會等民間抗日組織便起身操練武術刀棍，口裡還聲嘶力竭地喊著：‘殺鬼子喔！殺鬼子喔！’助長了我們不少勇氣，也憑添幾分緊張氣氛。每當槍戰格鬥結束，街頭巷尾的孩子一個個都跑出來數死人，絲毫不知‘死’為何物。直到有一晚，我為了躲避日軍的殺戮，情急生智，趕緊躺在尸堆裡屏息裝死，這才深深感受到：生死原來只在呼吸之間啊！

次年，我在棲霞山出家。參學期間，飽受病苦的磨難。記得在十五歲時，我乞授具足大戒，因為燃燒戒疤時，戒師吹氣太猛，以致於頭頂上的十二個香珠燒在一起。將整個頭蓋骨都燒凹了下去，疼痛倒不要緊，但腦神經已被燒死，我變得健忘而又笨拙，但是沒有半點怨尤。後來，靠著每夜禮佛祈求，在觀世音菩薩的加被下，我不但恢復了記憶，還比以前更加聰慧。一段意外的災禍，沒想到竟成了得福的因緣，我的信心道念也因而更加堅強。

十七歲時，我染患瘧疾，乍冷乍熱，極為難受。當時在叢林參學的人，都抱定把色身托付給護法龍天的決心，即使得了疾病，也從未聽過有人請假休息。我拖著虛弱的病體隨眾作息，直至全身虛脫倒臥在床上。大約一個月後，家師志開上人遣人送來半碗鹹菜，我捧著那碗鹹菜，感動得涕泗縱橫，感謝師父如此愛護弟子。於是，我立下誓願：‘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將全副身心奉獻給佛教，以報答師恩。’未幾，我的病就在不知不覺中痊癒了。

過了兩年，我來到焦山佛學院讀書，不知怎的，全身長滿了爛瘡，歷經數月，都未見轉機。平日灼痛難耐不說，時值溽暑，膿汁和著汗水緊黏著衣裳，每次脫衣換洗時，身上的一層皮也隨著衣服一齊剝下，那種摧肝裂膽之痛才是苦不堪言。當時，物質貧困，三餐不飽，更遑論下山就醫。或許是命不該絕吧，我又熬過了一關。

我從焦山佛學院離開後，出任宜興白塔小學校長時，正值國共相抗，轉為激烈，雙方每天都派人攜械四處搜尋可疑分子，被抓去槍斃毒打的人無日無之，其中枉死者更不在少數。一時之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平日寧靜純樸的鄉村，此時充滿騰騰殺機。一天，我也無緣無故地被架走了。關了十天以後，在往赴刑場的途中，我感到眼前的世界一片昏黃黯淡，心中倒不驚懼死亡，只是遺憾：‘我現在才二十一歲，可惜啊！許多的理想與抱負還未施展，卻即將赴死，生命真有如水泡一般，剎那間就要消逝無蹤了。而師父和外婆、母親都不知道。’想著想著，忽然有一個人走來，帶我步出刑場，逃過死亡。這次死裡逃生的經驗令我體會到外婆的話：‘面對死亡，不必驚慌！’實在有道理，因為驚慌也沒有用啊！

一九四九年，山河變色，我隨著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由於當時謠傳大陸密遣五百名僧侶來此從事滲透顛覆工作，我和慈航法師，以及同時被捕的二十餘名外省籍僧眾再度擠在牢獄中，不但不能躺臥休息，還備受捆綁扣押的待遇。就當年的情勢而言，間諜只有死罪一條，我那時真的泰然自若，坦蕩無畏。二十三天後，在吳經熊、孫張清揚居士等人多方的奔走下，才將我們解救出來。又一次歷劫重生，我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念，從此更加深了我弘法利生的願力。

是年，我安單在中壢某個寺院。有一回，我騎著一輛破舊的腳踏車，在崎嶇不平的山間小徑行駛，為了讓路給迎面而來的兩名學童，我一個閃身，不料卻連人帶車滾落到約有四丈高的山崖下。我醒來時，發現自己頭朝下、腳朝上，腳踏車則支離破碎成三十幾塊，散得一地都是。一陣天旋地轉，金星亂冒，我合上雙眼，自忖已經與世長辭了。

過了不知多久，我爬坐在地上，環顧四週的花草樹石，想到陰間與陽間的一切居然完全相同，不禁懷疑自己究竟是死？是活？我摸摸頭頂，捏捏四肢，感覺沒有異樣；又觸觸鼻孔，碰碰胸口，發現自己竟然還一息尚存，大難不死。趕緊起身，將腳踏車碎片一一拾起，用平日載貨用的繩子捆好，扛在肩上，走著回去，一路上只惋惜著車子壞了，損失慘重，一點兒也沒想到自己是否無恙。這天，我在日記上寫著：‘平時是人騎腳踏車，今天是腳踏車騎人。’

二十八歲那年，為了擔任影印大藏經環島弘法團領隊，扛著大型錄音機前往花東宣傳，不料卻因此患了嚴重的腿疾，疼痛無比。醫生說：‘別無他法，只有將腿鋸斷，以免病菌蔓延，有致命之虞。’我聽了以後，並不懊惱，自念：‘腿鋸斷，不能行走，正好可以專心著書立說，從事佛教文化工作。’我一點都不覺驚慌，努力籌措鋸腿經費，沒想到過了些時日，竟不藥而癒，自慶免挨一刀。但是就在四十年後，卻在浴室內滑了一跤，自己把腿骨跌斷了。手術後醒來的第一件事，是請護理人員告知在加護病房外等候的弟子們：‘我很舒適安樂！’兩年來，我拄杖雲遊，遠赴各地弘法如常。我確實未曾感到絲毫不便，反而覺得：人生有一點缺陷，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一九五七年，蒙信徒讚助，在新北投溫泉路購得一屋，將它命名為‘普門精舍’。記得一個颱風夜裡，傾盆豪雨，如排山倒海般下個不停，忽聞屋後轟然作響，原來半山腰的落石滾滾而下。我在一片漆黑中端坐念佛，傾聽千軍萬馬似地呼嘯不停的風聲雨聲，心中倒不惶恐自己是否有生命危險，只是慨嘆：‘如果房子被風雨沖毀，不但有負信徒美意，更讓教界人士笑我福報不全。’次日天亮，風停雨罷，我信步踱出屋外檢視災情，只見山的上半部完好無礙，而山的下半部則因為完全崩落而架空，精舍居然沒有被落石壓垮，眾人目睹此景，莫不稱奇，並為我捏了一把冷汗，我只有默默感謝諸佛菩薩的庇佑。

一九八一年間，我的背部遽痛，榮民總醫院的醫師看了我的X光片，告訴我說：只剩下兩個月的壽命了！並且一再叮囑：務必在幾日內再來復檢。我因為南北奔波弘法，一忙起來，也忘了這麼一件事。一年後，醫生再看到我時，大吃一驚，思維良久，才開口問我：‘以前背部是否曾經受傷？’我左思右想，才記起數年前在颱風天巡視災情時，曾經從高處摔落地面，當時也是因為法務系身，而無空就醫，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大家這才恍然大悟：X光片上的黑點原來正是體內久積未散的瘀血啊！

我想起慈莊的父親李決和居士在宜蘭念佛會任職總務主任時（一九六四年），壽山寺落成，請他到高雄幫忙，他忽然吐血不止，特地請鐵路醫院的醫師來檢查，這才發現：他的五臟六腑全都腐爛多年，他卻不以為意，每天依舊勤奮工作，忙裡忙外，後來竟然又活了二十年。七十五歲時，還隨我出家，年高八十，才舍壽往生。

在年輕一輩的徒眾裡，也有染患痼疾而毫不畏怯的，像永文，二十歲初來美國時，得了紅斑血狼瘡，他抱病苦讀，終以優異的成績，在一年內於美國完成專科學業，被全校師生譽為‘超級女尼’；十年來，他受盡病痛的折磨，幾度差點喪命，卻依舊樂觀勤勞，不落人後；現在擔任美國西來學校校長，並主持《佛光世紀》發行工作。其他的弟子如依寬，在監督極樂寺工程時，曾被山洪衝下，幾乎被埋骨在泥砂中；永滿，因為盡責看守佛光山的停車場，而被惡民亂棒擊打頭部。但是他們從未喊苦，也不退縮，一本為法忘軀的精神服務大眾，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想起了古德們面對死亡的態度則更為瀟灑從容，洞山良价禪師在集眾開示後，坐化而去；聽到弟子的悲號，又張眼復活，七天後以愚癡齋訓徒完畢，再端坐舍報。德普禪師令弟子辦齋祭祀，在享罷祭祀之後，怡然長辭。晉朝徐明叛亂，劫燒民舍，性空禪師獨往賊營斥賊，賊欲斬師首，他卻吟偈自稱‘快活烈漢’，賊眾見狀動容，非但不殺，還恭送回山，當地居民也因此而消災免難；後來，他在死前預知時至，坐在自製的木盆裡，放入河中，吹笛隨流而化，三天後，被人發現坐化在沙灘上。其他還有丹霞禪師策杖著履站立往生，金山活佛妙禪在淋浴沖身時悄然立化，其他如隱峰禪師的倒立而亡，龐蘊居士一家人的生死自如，更是傳為趣聞美談。這些禪門先賢們來去自在的風範，無非是對吾輩凡夫俗子的說法示現：放下執著，隨緣放曠，自能超越於生死之外！

所謂：‘平常心是道。’生死循環本是天地運轉的常道，因此我們應該秉持平常心來看待死亡。更何況人死了只不過是換了一副軀殼罷了，我們的意識，乃至業力還是生生不息地由此世遞嬗至彼世。因此，生固然不是實有，死也不是真滅，既然如此，於生死又何懼之有呢？最重要的是應該把握當下，以創造繼起的生命啊！